上个月，一则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频在全网刷屏。

视频里，天才般的“二舅”在高考那年失去一条腿，从此断送大好前程，成了村里的木匠。

视频创作者歌颂了二舅在“落魄可怜”的境地里展现出的“庄敬自强”的精神，并反省说，“我四肢健全，上过大学，又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我理应度过一个比二舅更为饱满的人生。”

而这个观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同样失去了一条腿的90后女孩谢仁慈表示，二舅只是“在静默着、忍受着、被解读着。”

那么，从小被病痛和贫穷包围的谢仁慈，会怎样叙述自己故事呢？

01▼“灰扑扑如流浪狗般到处叼食的日子”

“从童年到青春期，贫穷一路伴随着我，形影不离，在懵懂的少女时期，它带给我的难堪甚至比缺少一条腿还要多。”

——写于2021年 ，谢仁慈25岁。

1998年，谢仁慈4岁，在学芭蕾。

几个月后，因为突然冲出马路，她的右腿被一辆大巴车压碎。

妈妈为了救她，也失去了一条腿，在医院6楼的病床上醒来后，谢妈妈就经常看着窗户，如果不是仁慈每天端着小板凳从5楼攀爬到身边陪着她，她会从那里跳下去。

当时仁慈太小，对死亡没概念，也不知道失去一条腿意味着什么。

2000年，妈妈花光了所有积蓄，找了所有关系，将本该进入残障学校的仁慈送进了普通小学。

家里穷，学校远，为了节约6毛钱的车费，小仁慈由奶奶带领着，每天花至少2个小时走路上学、回家；残肢在上学第一天就磨出了水泡，每一步都是钻心地疼。

仁慈的爸爸是个在监狱里常进常出的“街溜子”，仁慈小学4年级时，他防卫过度，造成1死2伤，又去蹲了大牢；

奶奶为此气出重病，无法接送仁慈，她终于可以坐公交车上学，但从家到车站，要走二十分钟。

车票一张6毛，仁慈每天有2.5元车费，供她早中晚坐四趟公交；如果中午想留校吃饭，最多只能买一块二毛钱的午餐，很难填饱肚子，回到家也只能吃水煮白菜、豆芽、豇豆等便宜菜。

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仁慈面黄肌瘦，格外矮小；

虽然身体发育迟缓，但断肢处的骨头还是会不断突破皮肉，白森森地露出来，渗出红黄交错的液体。

家里没钱给她换假肢，仁慈不得不拄拐上学，饥饿还让她成为班上偷钱、偷零食的惯犯；

这一切将仁慈从一个学习芭蕾的小姑娘，变成老师眼里脏兮兮的“坏小孩”，变成同学口中的“谢瘸子”、“铁拐李”、“杀人犯的崽”。

2006年，父母离婚，仁慈变成了一个被抛来打去的“兵乓球”，爸爸坐牢没办法养她，妈妈没了腿养不起她，仁慈就被推向了亲戚家，最终被奶奶接走。

2年后，消失的妈妈回来了，她在仁慈的学校附近开了一家理发店，直到这时，仁慈才结束了“灰扑扑如流浪狗般到处叼食的日子”。

但是痛苦还在，集中在开学那段时间。

每次开学，妈妈和姑姑都会为“谁应该给谢仁慈付学费”而争吵。

因为仁慈被法院判给了爸爸，学费理应由爸爸来出，但是谢爸爸正在坐牢，所以妈妈就让仁慈去跟姑姑要学费。

仁慈拄着拐杖两边跑，串联起两个大人的辩护和指责，她对两人相互推诿的画面印象太深，最后究竟谁付了学费，反倒不记得。

2014年高考结束，17岁的仁慈以627分的成绩被西南政法大学录取，在妈妈和姑姑继续为学费问题争吵的时候，她难过得哭晕了过去。

02▼“听着，我活着不是为了给你看”

“让我感到自己残疾的不是自身，而是社会看我的眼光。”

——写于2014年，谢仁慈18岁。

直到现在，仁慈还将十年前的一幕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她正和小伙伴在院子里玩，仁慈很开心，跑着跳着，全然忘我，突然，右腿假肢甩飞了出去。

“真的，顿时，小伙伴全吓跑了，有的还边跑边哭……”

突然凌乱起来的场景，将仁慈打回“残障人”的原型，很长一段时间，她像只刺猬一样敌对这种局面。

入读高中那年，班主任在班会上告诉全班同学，要一起照顾谢仁慈。

仁慈顿时不高兴了，她站起来说：“我和同学们一样的，我不搞特殊。”

她学了游泳，羽毛球，瑜伽，攀岩，小学时期就拿过省残疾人运动会游泳项目铜牌，高中毕业那年，还独自游行滇藏线，她已经习惯了假肢，以及它所带来的疼痛，很多时候她几乎忘记自己是个残障人，但总有人用目光和语言让她想起，向她强调。

比如，她从一楼爬到六楼去上课，一路上就会有很多束目光像追光一样打在仁慈身上，告诉她，你真了不起，你真勇敢，如果我是你，我没有办法如何如何...

这些善意的表达让仁慈感到尴尬，她想，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她会受此表扬，不过是因为她超出了社会给残障者划定的低标准，打破了他们的刻板印象。

还有媒体想采访她，仁慈果断拒绝，她不想被当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之类的正面教材，不想成为任何人励志的榜样，仿佛她的残疾，她的不幸，是治疗健全人“精神内耗”的一味良药，“我四肢健全，理应度过一个更饱满的人生...”

仁慈只想说：

“听着，我活着不是为了给你看，我，还有可能和我一样的其他人，都不是为了鼓励你们，激励你们的产物。”

03▼“残障其实让我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痛苦”

“我无时无刻不在因残障而忍受痛苦，写下此句话时，膝盖在疼，脚后跟在麻。”

——写于2020年，谢仁慈24岁。

大二暑假，仁慈突然成为“拆二代”，她暂时告别贫困，申请退掉了助学金。

也是在那一年，19岁的仁慈不再遮掩，第一次穿上短裙，露出义肢，还在网上分享“主动露出腿部假肢是什么体验？”

仁慈从小的感受是：贫穷能把任何不幸放大一万倍；或许正是因为告别了贫穷，她开始认同自己作为残障者的身份，也正视起过去被她刻意忽略的，作为残障人的艰难。

因为残肢很容易受伤，也为了保护受力过多的左腿膝盖，仁慈先后放弃了跑步、打篮球、打网球，现在，连长时间走路都成了奢侈。

最让仁慈无奈的，是街上“大部分形同虚设的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设施的缺失，常常让我感觉到用着假肢行走十分困难。

每次出远门，总会遇到那些没有电梯的坡坡坎坎，一阶又一阶楼梯，加上行李箱或者书包，我都会忍不住哭起来。”

她问学校的教授：为什么中国的无障碍设施做得不够好？

教授说：因为中国的残障人士没有让人看到他们，你应该站出来为他们发声，这样才能争取到应该享有的权利。

在中国，8500多万的残障人士几乎是隐形的，为什么会这样，仁慈再清楚不过。

19岁露出假肢后，经常有陌生人对她露出惊恐的表情，有些人建议她把假肢遮起来，还有些人会对她进行谩骂。

一方面，残障者因为缺乏合格、可靠的无障碍设施而被迫困在家中；另一方面，一些非残障者对他们的歧视，强化着残障者们的羞耻和自卑。

但如果他们自己都不愿发出声音，又有谁会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

仁慈决定成为那个发出声音的人。

她接受了人民日报、新京报等多家媒体的采访报道，随后，在北京交通出版社的邀约下出版书籍。

但生活并未豁然开朗。

大四那年，有个留学机构觉得仁慈很有希望申请到哈佛读研，想免费帮她申请；但仁慈知道父亲不会拿出拆迁款供她留学，她也不愿母亲到处跟人借学费，只好放弃这个机会，申请了可以获得全额奖学金的雪城大学，成为那里的一名残障法硕士；

三年后，她本可以成为Kanter教授（国际残障法领域顶尖学者之一）的第一位博士生，但因为疫情，快到手的博士全奖offer说没就没。

在贫穷与困厄中，她申请了Kanter教授第二年的博士生，成为全额奖学金博士候选人。

为了成为一名残障法律师，为残障者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仁慈愿在生活一次次将她摁下去的时候，一次次反弹起来，抗争到底，绝不妥协。

但如果有选择，她宁愿人的生活都不要如此艰难，宁愿每个残障者的权益都得到了保障，无需她去争取，宁愿“二舅”们都“受国家栽培，名扬天下”,而不仅仅让人感动于他们的“庄敬自强”。

“'庄敬自强'无法让延绵不断的楼梯消失、不能让直升电梯凭空出现，残障者在入学、考试、就业时遇到的歧视与不公也不会因为‘自强不息’而被解决。”

比起单纯的歌颂，展现苦难真正的意义在于消除苦难。

作为和“二舅”一样的残障人，仁慈希望：

多些“二舅精神”，少些“二舅真人”。

参考资料：谢仁慈Mercy公众号

出品 | 益美传媒

作者 | 葡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