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已》中，三位即将年满30岁的女性各有各的烦恼。王漫妮憧憬中的完美情人，钟晓芹摇摇欲坠的无聊生活，顾佳奋不顾身想挤进的“富人阶层”，其实都是欲望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当今这个时代，有多少人和她们一样，被欲望的潮流裹挟着，在得与不得之间苦苦挣扎。但偏偏有人选择了与这种“潮流”逆向而行。

《三十而已》电视剧海报

30岁，做一件将来能写进悼词的事

2008年，未满30岁的仇鹿鸣拿到了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加入修订“二十四史”的团队。

这项工作可以说十分枯燥乏味，而且工作量大到惊人。他在陈尚君教授的团队里工作，负责的是《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这三部史书加起来有300多万字，上下横跨300多年的历史，他们要做的就是根据古代刻本，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考证，给这三部史书定标点、分段落、改错字、订正史实，形成一个新的现代版本。

校订历史三人组：唐雯、陈尚君、仇鹿鸣

这项工作的难度有多大呢？古籍中的每个字、每个标点都必须有所依据，差之毫厘则谬以千里。他们工作的步骤是：通读文本后，把存在疑问的记载列出来，这部分内容称为“长编”。

接着对这些原材料进行辨析、筛选，再找出其中确实需要校正的部分。找出来后，有能力更改则更改，否则存疑。这个过程需要十分谨慎，如果要改动一个字，就得查一大堆资料作为佐证。校对小组的同事经常因为一个标点、一个字的歧义争论半天……一部“长编”转化为修订成果可能只有寥寥数条。

著名历史学家朱东润先生阐述过校订历史的原则：“非极有把握者决不轻改”！而最残酷的一点就在于，对书上的每一个字，你都要殚精竭虑去思考、判断，但当这本整理好的书出版后，读者可能从纸面上根本看不到你做了多少工作，付出了多少心血。

仇鹿鸣

修订历史，凭的是良心，凭的是热爱。

这件事不声不响的，竟然做了整整7年！在这7年中，大多数日子里，仇鹿鸣早上8点到晚上6、7点都泡在书堆里。暑假的时候，他会稍微给自己放放假，上午在豆瓣上写点书评，下午到晚上继续工作……点校工作完成后，他的眼镜度数加深了300度，看东西都出现了叠影。

30岁的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升职加薪？抱得美人归？香车游艇名牌包包？

仇鹿鸣却在这个年纪，选择了一头扎进“故纸堆”，而且义无反顾。

《旧唐书》影印版

30岁的我们，眼中有太多欲望，有太多想得与不可得。许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了一种“利己主义”叙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所以一个人追求更好的生活，活得“世俗”一点，做事“功利”一点，也是无可厚非。毕竟，“都要恰饭的”。

但不要忘记了，还有一些人，他们在充满欲望的世界里逆行。甚至在“三十而已”的年纪，奋不顾身地做一些不求虚名、经济利益也并不丰厚的事情。

当被人问起做这样的工作是否值得？仇鹿鸣的回答是：

我这个年纪，就能做一件将来能写进悼词的事，很幸运。

要做就做第一等的题目

第一次看到仇鹿鸣的学术著作，你一定会惊异于他独到的眼光和老辣的笔触。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写出来的文章。而令“仇神”的很多粉丝略感意外的是，这位历史系的“学霸”竟然没有写过真正意义上的本科、硕士毕业论文。他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毕业论文”，就是博士论文。

而他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还选择了一个与前辈大师“同台竞技”的题目。

仇鹿鸣在复旦求学期间，正好赶上两次学制变化，于是他仅用8年时间读完了从本科到博士的所有课程。而这也让他跳过了本科、硕士两个阶段的毕业论文写作，直接面临博士论文的考验。

其实，学制缩短对历史学科的学生是十分不利的，历史学讲究厚积薄发，要阅读大量的材料，培养对历史的认知，最后才能出成果。

在硕士阶段，仇鹿鸣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选择了魏晋南北朝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后，开始大量“恶补”有关的史料、论文。他以每日一卷的速度通读了《资治通鉴》，并系统研读了陈寅恪、唐长孺等学者的经典论文。

《资治通鉴》书影

有了这些基础，他开始尝试寻找一个研究方向。导师韩昇建议他选择“士族”这个议题并以“渤海高氏”为切入点。于是仇鹿鸣更认真地研读史料，把南北朝史书特别是《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啃了个遍，又读了一批清朝和近代的学术著作，最终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出了一篇6万多字的论文。

但这篇论文没有获得老师的认可，仇鹿鸣自己也觉得不太满意。因为他有点太心急了，在论文中引入了太多复杂的研究框架，变得有点“四不像”。另一方面，这个题目本身已被前人研究得“体无完肤”，实在是写不出新东西了。

于是，在构思博士论文的时候，仇鹿鸣果断放弃了“渤海高氏”这个已经有大量准备的题目，决心另起炉灶。

其实，以他当时手中掌握的材料，继续做“渤海高氏”的研究是比较稳妥的，相信只要经过重新修改提炼，最终也可以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章。但仇鹿鸣在此时显现出了年轻人一往无前的勇气，他想要写一篇足够好的论文。

这一次，他把目光移到了“司马氏代魏”这个问题。关于司马懿一家为何能夺取曹魏的江山，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经断言，是代表“儒家大族”的司马氏取代了“法家寒族”的曹氏。仇鹿鸣对此产生了质疑。

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是公认的泰山北斗，他的很多研究至今仍然是无可撼动的学界主流。要在“第一次写毕业论文”时就公然向祖师爷挑战，这需要有多大的勇气？

陈寅恪

因此，当他作开题报告时，这个题目也招来了很多老师的反对。但仇鹿鸣有自己的想法：魏晋之际的这段历史纷繁复杂，绝非一个简单的模型可以囊括，他要做的就是抽丝剥茧，把这段历史的复杂性还原出来。这不仅不是“欺师灭祖”式的翻案，还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深化与创新。

在此期间，他用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的一句话来勉励自己：

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

于是，仇鹿鸣带着这份执着，继续走进书斋，潜心阅读史料。2007年夏天，他觉得成竹在胸，以一个月一章的速度开始写作。这篇论文原本计划从魏末写到西晋灭亡，但由于写作过程中他不断有新的灵感冒出来，原本计划的一节写成了一章，一章写成了两章……不断扩充内容之后，这篇论文写到司马炎去世后就已经很长了。于是他就此收笔，把这篇论文定名为《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这篇论文不仅帮他顺利通过了毕业答辩，也让他在学界声名鹊起，成为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书影

吕思勉发表《白话本国史》时，40岁，陈寅恪发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50岁，唐长孺发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时，44岁， 而仇鹿鸣完成这部“成名作”时，27岁。

后生可畏。

在喧闹的舞台背面

仇鹿鸣读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文学、历史，尤其爱看历史演义。高二那年，他偶然在书店里看到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提出的“层累造成的古史”概念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开始意识到，原来历史研究不仅仅是“讲故事”，还有很多精深的门道。这颗热爱历史的种子悄悄在他心里萌芽。

“古史辨”派的开拓者顾颉刚

因此，高三填报志愿时，仇鹿鸣放弃了经济、金融、法学等热门专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

上了大学之后，一腔热血在日复一日的阅读、思考中逐渐归于平静。看着身边的同学本科毕业后转行、就业，而他依旧默默守着这条没有尽头的道路。对这个选择，仇鹿鸣的想法是：“这年头，能在工作中做自己喜欢的事多么不容易。”

博士论文完成后，仇鹿鸣并没有“停下来”，也没有继续在魏晋南北朝史这块“自留地”上做点小修小补。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唐代历史。

唐代《田琬德政碑》拓片

由于之前校订《旧唐书》和两部《五代史》早已积累了大量基础材料，于是他大胆地做出了“转型”。之前无数个独对故纸堆的夜晚，还有笔记本里密密麻麻的史料细节，此刻都成了灵感的源泉。他开始把一些当初校订史书时产生的问题发散开来，成为论文的素材。

于是又有了一部名叫《长安与河北之间》的论文集。当年带领仇鹿鸣修订五代史的陈尚君教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

复旦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坚持读书，长期共习，不受时风所左右，不因权威而盲从，自取新路，各成风貌，我拳拳有待，知其间必有能大成者。鹿鸣亦其一也。

从2006年搬进光华楼27楼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心起，仇鹿鸣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已经学习、工作了14年。上海是热闹的，复旦是热闹的，光华楼是热闹的，但27楼北侧的四间办公室是“恰好位于舞台背面”的最冷清的角落。这里没有风花雪月、纸醉金迷，只有桌上厚厚的一大堆《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见证了如梭的岁月。

《长安与河北之间》书影

“金钱至上”、“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早已默认：追求物质享受是人之常情，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是利益的考量，欲望是行为的驱动力。久而久之，我们竟然也会怀疑：用一辈子的时间做一件事而不计利益，可能吗？值得吗？

一个人要拒绝欲望的诱惑，很难；要十年如一日地做到，更难。

在充满欲望的世界里，我们很庆幸还有仇鹿鸣这样的人，能坚守自己的本心，默默耕耘，不问收获，固执的在“舞台的背面”逆流而上。

仇鹿鸣

以仇鹿鸣的才华，如果从事其他行业，可能不必活得这么累，也可能早就过上了令人称羡的生活。但他选择了与“飞黄腾达”彻底绝缘的历史学科，焚膏继晷、踽踽独行，并甘愿为之付出终身的努力。这样的“逆行”，又何尝不是英雄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