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育宁(陈育宁:近代鄂尔多斯地区各族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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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鄂尔多斯地区各族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下)
陈育宁
鄂尔多斯地区的蒙汉族人民有着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光荣斗争传统。早在一八五八年、一八六六年,乌审旗、鄂托克旗的蒙古族群众就先后以“独贵龙”的民间秘密组织形式开展过反封建压迫的斗争。一八七九年,鄂托克旗曾爆发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独贵龙”运动,他们联名控告官史,冲入王府,抗交赋税,虽然被镇压了,但产生过很大影响。
当天主教的势力侵入鄂尔多斯之后,洋教士的一系列罪恶活动激起了蒙汉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一九00年义和团运动以前,当地人民是处于抵制洋教的阶段;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当地人民就公开和洋教堂进行武装斗争。
在这一斗争中,秘密的“独贵龙”又举起了反帝斗争的旗帜,并且和义和团密切配合,蒙汉人民团结对敌,这是鄂尔多斯地区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的显著特点。
一八九九年下半年,首先在山东掀起了义和团以反洋教为主要内容的反帝斗争浪潮。一九00年上半年,义和团的势力很快发展到直隶、京、津地区,风声也传到了内蒙古西部。在内蒙古西部及鄂尔多斯等地有从直隶、山西来的拳师传授“神拳”,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
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萨拉齐二十四顷地的“西南蒙古教区”的天主教总堂被义和团猛烈围攻,主教韩默理被义和团逮住,“背上插一小旗,上书老洋魔三个字,拽之游街市,民以聚观,低辱万状”,并将其处死。
这一英勇斗争的消息,鼓舞了鄂尔多斯等地的蒙汉族群众。鄂托克、乌审、札萨克等旗的蒙古族牧民以“独贵龙”的形式活跃起来,积极配合义和团,迅速开展了颇具声势的反洋教斗争。
斗争的高潮是大规模武装围攻城川教堂的战斗。由陕西到宁条梁一带秘密活动的义和团很快在当地组织起了队伍,发展到男的义和团三十多名,女的红灯照两名。古历七月十五日,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向城川教堂发起了进攻。鄂托克、乌审两旗的蒙古族牧民组织的两个“独贵龙”,一支一百二十多人,一支八十余人,立即积极配合,参加了围攻教堂的战斗。
洋教士被迫撤退,分散在各教堂的洋人也闻讯即逃。后来洋教士都被赶到小桥畔教堂内据寨困守。从七月十八日开始,义和团、“独贵龙”和宁条梁、榆林及陕西三边地区来的蒙汉各族百姓,纷纷将小桥畔教堂围困起来。当时由于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曾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有所抵制。
在鄂尔多斯地区,地方官府和王公贵族也因为慑于义和团和“独贵龙”的声势,不敢公开镇压,又想借此力量抑制和驱逐洋教及其所带来的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西方文化和思想,所以在围攻小桥畔教堂开始的时候,鄂托克、乌审等伊盟各旗王府也曾派官兵七百余人参加。围攻小桥畔教堂人数最多时达两千多人,许多妇女和儿童也都参加了战斗,作战十分英勇。
在围攻期间,使用了装上火药及铁沙的铁筒,采取了掏地洞向寨内进攻等办法,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教堂内乱作一团,且“堂中乏草料,牲口多饿死,炊灶之薪,亦将不继”。这次围攻小桥畔教堂的战斗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天,打死了一个比籍神甫和两名负隅顽抗的教徒。
一九OO年八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那拉氏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在山西途中发布“上谕”:“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下令清朝官兵对义和团要“严行查办,务净根株”。由于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决意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剿杀义和团,鄂托克、乌审等旗的官兵便又反过来阻挠和镇压围攻教堂的义和团和“独贵龙”。
义和团和“独贵龙”勇敢地提出了“上打洋人,下打官”的口号,他们说:“洋人侵略我们,我们就打洋人;谁要阻拦我们,我们就打谁”,〓走那些阻碍他们的官兵。但终因整个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大势已去,围攻教堂的队伍一直坚持到九月初被迫撤了下来。这一次英勇的反洋教斗争被镇压下去了
一九O一年九月,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迫使中国向十一个侵略国家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并要清政府负责惩办“祸首”。各地的教会都以“征服者”的骄横姿态,纷纷与当地签订“庚子赔款合同”,乘机大肆敲诈勒索。是年,在宁条梁召开了有绥远将军派来的官员、比国神甫和鄂、乌等旗王府的代表参加的会议。
会议开了一个多月,最后确定向教堂赔款,其中鄂托克旗八万四千两白银,乌审旗四万五千两白银,札萨克旗一万四千两白银。除缴现银和以牲畜作抵外,剩下的部分概以土地为抵押。当时鄂托克旗的王爷竟一次将堆子梁一带长八十里、宽约二十余里的土地赔给了教堂。
以后,鄂旗王爷又多次向教堂借银,无法偿还,便以土地为押,将白泥井一带约长一百二十里、宽二十五里的土地划给了教堂。洋教堂不仅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扩建和发展了教堂。
在这一地区,由原来的十一个教堂,发展成十九个。义和团时期反洋教斗争的失败,导致了洋教堂对这一地区蒙汉人民变本加厉的欺压、奴役和剥削。
但是,鄂尔多斯地区蒙汉各族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反抗。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这一地区反对帝国主义传教侵略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九三六年,红军部队在三段地、城川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并在三段地建立了抗日工作委员会。
一九四四年秋城川解放后,于一九四六年由蒙汉人民代表组成了“三边收回教堂土地委员会”,将鄂托克旗和三边地区被洋教堂霸占了数十年的土地全数收回。解放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内,将外国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从此结束了帝国主义借宗教势力对我国侵略的历史。
鄂尔多斯地区各族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在近代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反帝斗争中,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但是它却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妄图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是无孔不入的。他们企图通过比武装入侵更“廉价”和“有效”的麻醉与毒害蒙古民族的办法,来达到其控制整个民族和地区,进而把内蒙古变为殖民地的罪恶目的。
但是,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他们的所作所为促使了这一地区蒙古族和汉族人民的觉醒和反抗。蒙古族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欺骗和侵略面前,在清政府对外妥协和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面前,他们和汉族人民团结一致,英勇反抗,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斗争传统。他们的英雄业绩,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注释:
天主教是罗马基督教的一支。基督教早在我国唐代就传入中国,当时称景教。元代天主教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教区,并在元上都建立了第一座教堂。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发展并且中断,直到明末(十六世纪)再度传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的扩张和殖民政策的推行,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才得以发展和扩大起来。
隆德礼:《西湾圣教源流》第35一37页。
《绥远通志稿》“基督教”篇。
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
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
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
雷洁琼:《平绥沿线之天主教会》一九三三年出版,第4页。
刘景平、郑广智主编:《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概论》第12页。
《鄂旗蒙古民族反帝斗争历史材料(初稿)》(油印本)。
《鄂旗蒙古民族反帝斗争历史材料(初稿)》(油印本)。
《中外海关条约》第一卷第888页。
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12页。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7页。
张鹏一:《河套图志》卷四。
《伊盟边区调查报告》。
周颂尧:《鄂托克旗富源调查记》第14一15页。
《绥远通志稿》“基督教”篇。
《鄂旗蒙古民族反帝斗争历史材料(初稿)》(油印本)。
《毛泽东选集》(竖排本)第二卷第629页。
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108页。
林竞:《西北丛编》(上编第三卷)第62页。
“独贵龙”,蒙语,园形的意思。参加“独贵龙”的群众到约定好的地点坐成圆圈形,共同讨论问题。通过决议后,在纸上的共同签名也呈圆圈形,反映了其成员是平等的,也是为了在斗争中不易暴露领导者。它是近代鄂尔多斯地区蒙占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起过重大作用。
《拳祸记》“西南蒙古教难”。
《拳祸记》“西南蒙古教难”。
《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一82页。
《伊克昭盟历史与现状》(油印本)、《鄂托克旗历史与现状》(油印本)。
引自绥远将军贻谷“绥远奏信”中“绥属全蒙各旗教案一律完结”等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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