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裘皮的维纳斯(读《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随感——性别政治)

凯特 ·米利特在其著作《性的政治》中将性别问题当作是一个政治问题来看待，认为政治并不仅仅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而是一种广泛的权力关系和组合。在性别问题上，两性关系表现出的正是一种权力关系，尤其是在男权社会，男性掌握着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支配控制着女性命运。即使到了现代社会，经过数次变革之后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但男权制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男性的优越性根深蒂固地植于男性心中，女性依旧是作为第二性的“他者”存在。然而，这种权力关系在利奥波德 ·莫索克的小说中似乎发生了改变。在莫索克的笔下，有着受虐倾向的男性却不再是两性关系中的强权者，也不愿成为女性的统治者，而是希望被女性统治，成为女性的奴隶。尤其在他的代表作《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中，他笔下的男性主人公萨乌宁将这样的男性的受虐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似乎在这部小说中建立了一种不同的两性关系，男女地位发生了逆转，女性通过一纸主奴合约成了男性的主人，对男性掌握着生杀大权。这种两性关系的呈现使得小说的性别政治看似与男权文化下的性别政治截然相反，甚至有的读者认为，它 “预示 了男人受虐和屈服时代的到来 ”。然而 ，细观之下就会发现，事实并不如此。

这部小说的故事结构和人物设置其实很简单，它讲述的就是一男一女——萨乌宁与旺达——从相遇到分手的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披了一件主奴游戏的外衣。萨乌宁作为一个有着受虐倾向的男性，积极地扮演着一个奴隶的角色，而旺达则是他的女主人。作为一个奴隶，他看似失去了一切权力和自由，只能依附于主人而存在。

然而事实上，在与旺达的关系中，萨乌宁一直都没有丧失过主动权。萨乌宁在遇到旺达之前，就已经表现出了受虐的妄想，从他对公园中的石像维纳斯的迷恋和崇拜可见一斑。他称呼这个石像为“我的爱人”，并且在她面前卑贱怯弱，而他爱着的石像却是个冰冷的死物，给不了他任何的回应和爱意。但他却甘之若饴，甚至更加疯狂，这无疑就是一种受虐倾向的表现。在遇到旺达之后，他认为旺达不管是外貌还是气质，都与石像维纳斯十分接近，所以他主动接近旺达，主动提出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主奴关系。在成为旺达的性奴隶之后，他一直在不断地对旺达进行改造，力求将她变成他幻想中的女主人和女暴君，以满足自己的受虐欲。而在这个主奴合同期间，虽然合同里专门强调了萨乌宁无权停止这段关系，但事实上萨乌宁是可以随时抽身离开的。例如，在旺达遇到一个希腊男人，想要移情别恋时，萨乌宁无法容忍这种背叛，认为旺达不配再做自己的主人，决定离开旺达，终止了这份合同。之后，他认为这种逃避会有损他的男性荣誉，所以又选择了回到旺达身边，再续这份合同。

在这场主奴游戏里，他们之间的那份合约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任何的效力，作为奴隶的萨乌宁也一直都没有丧失过主动权和选择权。在小说的大多数虐待场景中，作为主人的旺达总是先要询问萨乌宁的意见，看他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满意。在这场主奴游戏中，“奴隶”虽然被鞭打、被虐待，但这种虐待实际正是“奴隶”所追求的。而这场游戏实际上就是一场为“奴隶”服务的游戏，“奴隶”才是游戏真正的主人，而“主人”却只是游戏的道具而已。

统观小说的叙事层次，可以看出，它采用的是一种嵌套式的分层叙事。在叙事层次中，第一层的叙事者“我”在梦里遇见了一个化名维纳斯的妓女，并与她展开了一场关于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的对话。之后，“我”将这个故事讲给了萨乌宁——第二层叙事的叙事者。萨乌宁在听了“我”的叙述之后，向“我”讲述了他与旺达的故事。在这个双层的叙事中，叙事者“我”和“萨乌宁”，其性别都是男性，正如“我”对萨乌宁的评价——“他以自我为中心 ”一样 。 ，“我”也同样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所以“我”才不觉得萨乌宁奇怪，而认为“他的个性不仅有趣，而且特别可爱” 。同时，这两个男性人物对女性的看法和幻想基本是一样的。他们都喜欢女性穿着裘皮大衣，并都有被女性虐待的受虐倾向。

这两个叙事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同一个男性形象。同时，受到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叙事视角的影响，小说虽然包含两层叙事，叙事者分别是“我”和萨乌宁，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第一层的叙事者“我”和第二层的叙事者萨乌宁完全可以看作是同个男性形象。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作者内心的表达，那么，“我”和萨乌宁实际上都是作者在小说中的代言人。不管是第一层叙事还是第二层叙事，全部采用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叙事，作者将自己对于小说叙事的权力全都赋予在了“我”的身上。“我”作为小说叙事的中心，将叙事的节奏、叙事的倾向性等都把握在手中。“我”掌握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不

能掌握的权力，可以说，整个小说就是一个 “我”的自传书。而在叙事时，“我”必定会有意无意地强化自己的存在，将自我的感情和心理充分表达，对另一主要人物“维纳斯 ”的叙述则是简单地转述其言语 ，对她们的言行举止仅仅是充满男性话语的描述，并不对这她们的心理活动作出剖析和解读。这样就使得小说叙事呈现出了明显的轻重之分，女性人物由于不能掌握叙事的话语权，所以只能作为被叙述者出现，她们的形象就变得单薄肤浅，不如男性主人公丰富。

在小说中，女性在作者笔下站上了神台，成了女神维纳斯的化身。这种神化女性人物的做法看似是种对女性的崇拜和赞美，但透过小说中出现的三种维纳斯形象却发现，作者笔下的维纳斯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可亵玩的女神，她被“请”下了神台。

妓女维纳斯——第一层的叙事者 “我”在梦里遇见 了一个化名维纳斯的妓女，并与她展开了一场关于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的对话。之后，“我”便将这个梦境讲给了萨乌宁。在“我”的叙述中，第一次出现了以维纳斯命名的女性人物。这个女人的身份是一个妓女。这个职业决定了她是一个出卖肉体、沦为男性玩物的女人，即使化用爱之女神的名字，也不可能真正变身为女神。然而，作者却故意安排了这个妓女“在和男人交往的过程中用维纳斯的假名” 。这种设置无疑表明了在作者和叙事者心中，维纳斯并不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而在萨乌宁与旺达的对话中，萨乌宁也同样认为古典维纳斯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神。“我们宁愿拥有一个脸色苍白、长相欠佳的但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霍尔拜因式的处女，而不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古典维纳斯。”由此可见，女神维纳斯并没有被男性崇拜，而是被诟病和不屑顾的。因为维纳斯的风流花心，她在萨乌宁等男性的心中实际上与妓女无异。所以作者才会将一个妓女化名为维纳斯，用妓女的轻浮和淫荡来影射女神维纳斯的风流和滥情。

同时，对于男性来说，妓女与其说是一个女人，不如说只是一个欲望对象、一个消费品更为恰当。男性对妓女从来不会付出过多的感情，而更多是将他们与妓女的关系视作一种金钱交易。他们用金钱来收买和控制妓女，将妓女等同于一种被观赏、被把玩的玩物。

石像维纳斯——这个维纳斯是一尊被置于废弃的花园里的石像，她几乎被人遗忘，只有萨乌宁总在夜里与她相会。在萨乌宁的心里，这不是一个石像，而是一个完全属于他的女人，是他的爱人。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像，冰冷，被动，没有感情，无法像真正的女人一样回应萨乌宁的爱，但这正是萨乌宁爱她、崇拜她的原因。因为萨乌宁不需要一个懂爱会爱的女人，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可以接受他的爱的对象。萨乌宁可以在石像维纳斯这里尽情表达自己的爱意，可以跪在她的面前，亲吻她脚下冰凉的石头。对这样疯狂的爱意，她不会有任何的评判，只是冷静地接受。所谓“女神”，并不是她在他心中多么伟大崇高，而是她能够给他提供感情的寄托，却不会给他增加额外的负担。同时，她不仅接受了他爱她，还接受了他的离去和不爱。她不会因为萨乌宁总是晚上前来而有所埋怨，萨乌宁也不用因为不赴约或者离开而多作解释。

男性不仅需要女性成为随时待命于他的情感寄托，而且他还要求女性只能为他提供这种服务。男权文化下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是 “一种排他性的占有”。他们将女性视为自己的所有物，不容许别

的男性觊觎染指。如果女性有了主动权和较强的活动能力，她就必然会遇见更多的男性，这就为她失去贞洁增加可能性。而一个如同石像一样不会动、不会爱的女人，是不可能会爱上别的男人的，也就会完全属于她的男性主人。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裘皮大衣这一意象贯穿小说的始终。裘皮大衣原本只是一件用于保暖的衣服，但当它真正被人穿在身上以后，给人带来的却不仅仅是温暖，穿着者的形象会因为穿上了裘皮大衣而发生改变。裘皮大衣由于其外形和质地，是一种极具视觉侵略性的衣物，当被人穿在身上的时候，穿着者往往会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所在。这时，裘皮大衣上残留的兽性会被带到穿着者的身上，使得穿着者的人性被衣服的兽性所掩盖。这不仅是因为裘皮大衣源自动物，更因为它产生过程中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暴虐性。裘皮大衣的生产过程是先将动物杀死，然后剥去其皮毛，最后皮毛经过鞣制之后才被制作成衣服。这一生产过程是伴随着杀戮的残忍和剥皮的暴虐进行的。因此，将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的人，必然也将衣服上带有的残忍和暴虐也穿在了身上。在萨乌宁的心中，只有穿上了这件裘皮大衣的旺达，才是他真正的理想“主人”形象：妖艳、专制、残暴。

小说中萨乌宁与旺达的合同这样规定：旺达完全掌握萨乌宁的命运，甚至是生杀大权，与之交换的就是旺达必须一直穿着裘皮大衣。因为只有旺达穿上了裘皮大衣之后，才会满足萨乌宁对这场性游戏的幻想和期待。裘皮大衣成为了萨乌宁手中的一件道具，他使用这样一个道具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理想化的女主人，满足了自己的受虐欲。而旺达在穿上这件裘皮大衣之后，就从一个正常的女人变成了一个手持鞭子的暴君。然而，这并不是说旺达真的成了女皇，真的成了萨乌宁的主人。旺达并不是一开始就吸引了萨乌宁的注意，在最开始的时候，她在萨乌宁眼里仅仅是一个漂亮的寡妇。他真正陷人对旺达疯狂的幻想是在见到她穿了一件黑色的裘皮大衣之后。即使在合同期间，萨乌宁也并非一直深陷游戏之中。一旦旺达没有穿上裘皮大衣，他便会清醒过来，对旺达的迷恋和痴爱也不再疯狂。所以说，旺达实际上与裘皮大衣一样，都只是萨乌宁这场幻想游戏中的一件道具。

这篇小说的性别政治之所以看起来与其他作品不同，就是因为在小说中萨乌宁与旺达签的那张主奴合同。在合同中，男性变成了女性的奴隶，要向女性无条件地交付一切，并且要“毫无异议地”听从女性的命令¨ 。不仅如此，女性还要求男性不仅是躯体甚至连精神也都要属于她，男性变成了没有自我、不会思考的女性的附庸，女性变成了掌控男性命运的主人，两性关系在这样的合同里发生了反转。在这样的一份主奴合同中，萨乌宁从来没有失去他的权力，他一直都居于主导地位。合同中的女性看似掌握着所有的权力，但实际上这些权力都是萨乌宁赋予她的。因为整个小说实际上只是萨乌宁的一次幻想游戏，他不仅是游戏的参与者，同时也是游戏的发起者和结束者。他炮制了这样一份主奴合同的目的就是欺骗旺达，让她心甘情愿地变成自己的游戏道具。在萨乌宁愿意继续这个游戏时，他就承认这张纸的效力；当旺达在游戏中的行为不让他满意时，他可以随时停止这场游戏，合同就成了一张废纸。男女之间的性别政治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男性依然居于高于女性的地位，掌握着控制女性命运的权力。

女性与男性原本都应该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是人类得以繁衍发展不可或缺的主体，失去任何一方，人类文明都将不复存在，人类世界也将走向覆灭。然而，以男性为本位的男权文化却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按照男权文化下的两性间的角色分配，男性总是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则从属于男性，成为被男性完全占有的附庸。女性失去了原该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变成了“第二性”和“他者”。这就是男权文化下性别政治的实质。这种性别政治存在了数千年之后，就被内化为人的思想习惯，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的言语和行为。男女两性间的性别政治是不会因为男性带有受虐倾向而发生变化的，因为男性在享受了数千年的男权地位之后，是绝不愿意改变他们在女性面前的优越地位的。所以，女性要想改变自己在两性中的弱势地位，不能寄希望于男性的让步和妥协，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