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鼎(黄文弼的学术转向与时代风潮)

黄文弼在内蒙古考察途中（1928）。（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供图/图）

黄文弼的转向

我的兴趣是学术史和思想史，对西北考古是外行，写这篇文章来讨论黄文弼，实在有些偶然。这里我想讲的，不是黄文弼（1893-1966）的西北考古，而是我们怎样在东西学术竞争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大潮流中，重新去理解黄文弼及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西北考古事业。

坦率地说，我之所以关注黄文弼，是因为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前些年我给学生上一门课，可以叫做“伪装成艺术史的文化史”，其中一讲涉及著名的永乐宫道教壁画，一查资料，发现最早对山西南部的永乐宫和兴化寺作历史调查的，原来除了李济先生之外，就是黄文弼，他有两篇涉及永乐宫的论文，发表在1926年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算是最早研究永乐宫壁画的文献。那时候，他告别了大学时代从事的宋明理学研究，转向艺术史，因为在当时，随着各种遗迹考察热，艺术史正是大有前途的领域。

可是，他又很快告别艺术史，转向了西北的考古学。那么，为什么他会毅然决然地去那个“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西北，最终成了西北考古的先驱？

1930年1月，西北科学考察团部分成员在迪化气象站合影。左起：白万玉、龚元忠、李宪之、袁复礼、黄文弼、刘衍淮。 （资料图/图）

西洋和东洋的刺激

熟悉学术史的人都知道，西北史地逐渐被中国学界重视，是清代中后期。王国维所谓“道咸以降之学新”的“新”，就指这个领域，他说，当时的学人风气是“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陈寅恪也曾回忆说，他小的时候，老辈学者聚在一起，不是谈今文经学就是谈西北史地，这是当时的潮流。不过，那时候尽管也偶有去过西北的（如祁韵士、徐松），但大多数学者还是纸上谈兵，在地图与文字间卧游，从文献里谈回疆和蒙古，还不算是现代的实地考古和调查。

但是到了1927年，黄文弼一行和斯文·赫定一起去西北，通过实地考察和考古发掘来研究西域，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变化。那么，这个根本性的变化是怎么来的？从学术史角度，首先就要说到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刺激。我在《亚洲史的学术史》讲义中说到，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东方学关于亚洲研究有五大变化：

第一，是超越汉族中国的范围，拓展出西域与南海之学，也叫四裔之学，涉及蒙古、中亚与新疆、西藏、满洲、琉球与台湾、东南亚。第二，是历史与语言的结合，由于范围超越了汉族区域，因此必然发掘和研究四裔使用的语言文字。第三，用力于中国与周边之交往，因而特别注重古史中的四夷史料。第四，传教士的传统影响，使他们深入实际的宗教与社会领域。第五，不仅仅围绕精英经典文献，也重视边缘资料的调查与发现。

这里面除了第四项之外，西北也就是西域之学，多种语言，中外交往，边缘资料，都和西北历史地理文化有关。特别是，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德国人勒·柯克、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科兹洛夫、日本人大谷光瑞和橘瑞超等，他们的探险考察和资料收集，都对传统中国学界产生了冲击。这一点，很多学者都看到了，这里不必细说。

从那时的报刊资料看，我觉得对中国学者来说，刺激尤其大的，应当是日本的满蒙研究和西域研究。

日本的满蒙研究，从明治以来就相当兴盛，它和转型中的日本帝国对朝鲜、满洲、蒙古这一线的领土要求有关。一般来说，日本学者对于满蒙的考古，总是试图说明，这些地方的人种与文化，属于古代中国之蛮族，与中国本部或汉族无关，如东胡之鲜卑、乌桓、契丹或蒙古，通古斯族如松花江下游之挹娄和獩貊，所以他们更愿意称之为“蒙古式”或“满洲式”的文化。这对于要捍卫五族共和大一统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因此，中国学界不能不回应，在这种背景下看，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0）、梁思永的《昂昂溪史前遗址》（1932），某种程度上恐怕就是对日本学者的回应。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他的书房中，摄于1898年。 （资料图/图）

日本的西域研究，尽管也是在欧洲学者刺激下形成的，不过在那个时期，他们一方面是带有古物掠夺性的“探险”，一方面是军事与政治的“侦察”，这使他们很快就深入新疆。不妨举三个例子。第一个，1902年大谷光瑞等沿着欧洲学者的路线，由西而东，进入库车、和阗，后来又陆续两次进入新疆探险，这被称为“日本西域学的起点”。第二个，1905年，奉外务省的密令和军部的指示，樱井好孝到新疆和外蒙古一带旅游和考察，回日之后，撰写了关于内蒙古和新疆的详细报告；第三个，则是1908年和1910年橘瑞超的两次西域探险，也收集了不少西域文物资料，并发现了前凉长史李柏的文书。此外，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桑原骘藏、藤田丰八和羽田亨等，很早就开始了类似欧洲东方学的西域研究。这些研究都对中国学界有很大的冲击。

对于日本学者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这些动向，中国学界很警觉，报刊上也多有报道。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兴起的直接缘由，是一战后中国和日本在国际和会上的争端，中国受到日本和国际社会的不公正对待，让人们警惕国家有被分裂的可能。这个时候，对西北和东北的研究，尤其是因为日本觊觎的原因，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情感。

遗憾的是，五四之后的1920年代，中国自顾不暇，军阀混战，南北分裂，国人还没有来得及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领域来关注四裔。尽管对这种刺激，中国学者都深有体会，像1928年史语所成立的时候，傅斯年就说，中国人不太会研究四裔问题，可是欧洲人却格外注意。

他觉得，中国学者要在四裔研究领域急起直追才行。

“胜算”与“胜负”

黄文弼一行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之蒙新考古，其实，就应该放在这种学术竞争中来看。

1930年从西北回到北平后，黄文弼在北大考古学会作过一次报告。《国学季刊》发表这篇报告时，编者特意说明：“外国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尤可庆幸。”我想，这话的背后就是学术竞争。傅斯年在1928年曾忧心忡忡地说，西方学者精通虏学，要把东方学的中心从巴黎、东京夺回来，中国学者一定要努力。这个意思，陈垣和陈寅恪也都说过，这是当时中国学界的普遍想法，我想也是理解黄文弼们为什么不同意斯文·赫定享有文物特权，要前往西北考察的学术大背景。如果大家读黄文弼的《蒙新考察日记》1927年7月7日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考察团出发不久，徐炳昶就对黄文弼叹息，“窃忧中国此次考古，难操胜算”，而黄文弼则安慰他说，等到将来“结果比较，再定优劣，此时尚无胜负可言”。

一旦讲到“优劣”和“胜负”，那就是中外之间的学术竞争了。毫无疑问，黄文弼他们去参加西北考古，除了学术上的竞争之外，也有维护大中国疆域和历史一统的情感在内。我特别注意到，1927年他们在艰难的考察途中，还要特别庆祝“双十节”这样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不仅黄文弼在日记中写到，刘衍淮、斯文·赫定在各自的日记中也被详细提及。这一天，他们挂“国旗”、唱“国歌”、喊“中华民国万岁”，还朗诵《敕勒歌》，唱《苏武牧羊》，这说明什么？刘衍淮日记在这一天就说，新的中华民国虽然已经成立十六年，但“仍然是脆弱不堪，内乱频仍，外患日逼，军阀作祟，帝国主义压迫，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所以他说“先烈不能瞑目，志士仍当努力”。

这说明，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在这次考察行动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感背景。

独立连续与包容四裔

当然，从晚清时代起，西北史地的学术研究，就和维护国家疆域的政治关怀相关，像汪之昌评论姚莹的《康輶纪行》时就说：“西藏、回疆二地，为中国边徼，自英夷规据印度，与我西藏逼处，回疆之杜尔伯特若、塔尔巴哈台等处，又与俄夷接壤矣。”可是，它之所以不能成为像欧洲和日本那样的显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只是少数精英学者心中的问题，还没有和当时主流的、普遍的关怀直接联系起来。传统中国延续的历史意识，始终聚焦在“中土”或“本部”，四裔之学始终是“绝域与绝学”。

晚年黄文弼。 （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供图/图）

不过，到了1927、1928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1927年西北考察团成立的时候，中国已经经历了辛亥、五四等等，特别是所谓“黄金十年”开始，内部逐渐稳定，按照现代主权国家的模式，重建一个新国家，已经是大潮流。我们看看当时的一些象征性事件：对内，有国民政府开始的政制建设；对外，则是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销租界，民族意识抬头。此外，国民政府也开始控制地方，削除各地军阀力量，派军队进驻云南、西康、甘肃、宁夏等地区。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学术界在“古史辩”逐渐退潮之后，通过考古、历史、语言以及人类学，试图重建既独立连续，又包容四裔的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为什么要独立且连续？其中一个背景就是反驳“西来说”，强调中国人种、文化和历史的独立性。在这一方面，考古学相当重要，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为什么当时最引人瞩目的考古成绩，是北京周口店、仰韶、龙山城子崖、安阳殷墟一系列的考古发掘，按照傅斯年《城子崖·序》的说法，外国考古学者往往注意中外交通这种“半汉”的历史，而中国考古学者是要通过这些考古发现，“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在傅斯年心目中，这个中国史主要是“全汉”的、连续的历史。

那么，中国历史为什么又要包容四裔？和傅斯年所谓“全汉”的历史不同，当时中国学界还有另一个取向，比如李济就更注意这种“全汉”是怎么从“非汉”转化来的。他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后记》中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古史研究者应当“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中，他又说，中国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世界，它的来源“可以从黑海，经过中亚草原，新疆的准喀尔，蒙古的戈壁，一直找到满洲”。

既要凸显独立连续，又要强调包容四裔，这给后来的历史研究带来很多难题，这个话题很复杂，这里不去多说。但这确实又是当时很多中国学者的共同想法。黄文弼与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蒙新，往大了说，背景就是当时在大中国立场上重建中国历史的潮流。其实，张光直始终在提醒我们，民族主义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的思想背景。他在给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一书写序的时候就提醒我们，在了解考古学史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国文化外来说为什么引起中国学者的强烈反感？”而最后一个是“（安特生、德日进、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卫聚贤、鸟居龙藏、施昕更、水野清一、步日耶这些考古学家）对中国考古学的形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尤易振起人心”

1930年黄文弼从新疆返回之后，形势很快发生更大的变化。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大概是当时最重要最刺激的事情。从1931年起，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主潮，逐渐从建设新国家，转向捍卫大一统。而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大趋势也越来越从“独立连续的历史”，偏向“包容四裔的历史”。

我们可以以《禹贡》为例看当时的学界动向。“九一八”事变（1931）与伪满洲国（1932）建立之后，整个中国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1934年，顾颉刚和谭其骧等人创办了《禹贡》半月刊，虽说是从学术上讨论历史和地理，但心中想的却是当时中国的民族和疆域问题。在《发刊词》中，顾颉刚针对日本分割中国边陲与分化中国民族的论述，痛说“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这个时候，包括满蒙回藏在内的疆域史，就成为瞩目的领域，《禹贡》也特别提出要“亟谋边疆研究，洞悉边情”，在方法上“一赖实地调查，一在考究典籍”。

这时对中国疆域、边疆民族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就具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顾颉刚撰写《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和史念海一道编写《中国疆域史》，傅斯年匆匆写《东北史纲》，都表明了这一趋势。而黄文弼在《禹贡》发表《由考古上所见到的新疆在文化上之地位》，原来题目就是《新疆在中国文化上之地位》。那时，顾颉刚曾以迫切的心情，要求黄文弼尽快写这篇文章，原因就是这个话题“尤易振起人心”。顾颉刚之所以对黄文弼的新疆考察有兴趣，并且后来自己也曾亲自前往西北，学术动力其实也是来自这个大背景。

如果我们了解1930年代前后，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突然增多的种种边疆考古和边疆人类学调查，就可以知道这看上去是学术领域的转变，从学术史和思想史角度看，背后其实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以人类学为例，可以举出的有：（1）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对湘西苗族，浙江丽水畲族，云南彝族，滇西佧瓦、拉祜、景颇、摆夷各族的调查。（2）梁思永在黑龙江、热河等地重新考察鸟居龙藏与安特生调查过的东北遗迹。（3）杨成志有关西南民族的研究，以及辛树帜之瑶人调查。（4）陶云达对云南麼些族的调查。（5）马长寿的中国西南民族分类研究。这些有关边疆民族的研究和调查，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东洋或西洋学者，可能比较重视这些边疆民族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而中国学者则更注意这些边疆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共同性和连带性，尤其要说明这些边疆民族与中国的血缘关系。

回过头来看黄文弼，在西北考古各种论著中，黄文弼虽然恪守考古学论著的规范，很少发表感慨，但他的情感也并不是没有痕迹。我们看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中专设《楼兰文化与中国之经营》一章，并且一开始，他就批评“今之考古学者，专就属于西方遗物立论，谓西域绝不受汉文明之影响”，于是他从“汉代对西域之经营”“汉文明之输入”等方面，论证西域深受中国影响。特别有趣的是，他在这一章最后突发感慨，说“中国最不注意性灵问题，因此对于西域人之语言文字习俗及信仰，皆未尝措意，遂不免为西方宗教思潮所夺”。

看到这里，也许你可以明白，在面向西域时，这种中国学者的情感因素和民族意识的影响。虽然《罗布淖尔考古记》这部书是1948年才正式出版的，但我想，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黄文弼等人西北考古的动机，也反映了1931年以后黄文弼等学者的思想。而那个时代很多中国学者的取向与关怀，也形塑了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的大趋势。

（注：本文原题《黄文弼与“西北考古”：从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角度看》，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葛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