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普通的夏天晚上，世之介睡到半夜突然醒来。隔壁房间的女仆听到了声音，也连忙起床，点起烛台，帮忙世之介照路。两个人经过长长的走廊，走到了大宅院外头的一间厕所。

世之介小解之后，准备洗手。由于厕所四周都是茂密的竹林，地上也有许多碎竹片，女仆担心世之介受伤，所以拿着照明灯，往他身上靠过去。

世之介见状，对女仆说：“把灯熄掉，靠得更近一点。”

女仆听了，有点不解地问道：“我是为了你安全才点灯的，如果你要让四周一片漆黑的话……”

没想到世之介却以老练的口吻回答：“难道你不知道恋爱是在暗中进行的吗？”

那一年，世之介还只有7岁。

壹

井原西鹤与江户时代的《好色一代男》

《好色一代男》

这是日本江户时代作家井原西鹤所说的故事，来自他的代表作《好色一代男》。

在井原西鹤笔下，世之介从7岁情窦初开、初知男女之事开始，一辈子都在情色爱欲的世界里摸爬打滚。一直到54岁为止，世之介一共“玩弄女性三千七百四十二人，男妓七百五十二人。”真可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整部小说，也就围绕着世之介的冒险人生展开。

井原西鹤是江户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1642年出生在日本大阪的他，刚好赶上德川幕府建立之后，日本天下太平、经济成长的时代。人口增长和商业扩张，纸醉金迷的城市光影，给了他写小说的灵感；而闲暇无事的大阪等地日本人，则成为了他的忠实粉丝。

除了《好色一代男》之外，井原西鹤还曾经出版另一本名为《好色一代女》的作品，书中女主角跟世之介一样，有着强烈欲望需求。

《好色一代男》

但与世之介一辈子纵横情场不同，这位“好色一代女”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在经历年轻时的情色冒险后，沦为烟花女子，以出卖肉体为生。到了晚年，更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悲哀与懊悔，甚至曾到菩萨面前忏悔。

好色一代女

井原西鹤笔下的故事或许有些离奇，但他却利用这些超现实的故事，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百态。

贰

花宵道中：江户时代的红色区

江户时代之前，日本佛教兴盛，人们寄希望于来世，等到了江户时代，人们开始追求当下，享受生活，看重美好却转瞬即逝的一生，也就是“浮世”的时代。

如此心态也出现在“浮世绘”画作里，浮世绘既包括美景，也有美人，更有人喜爱描绘男男欢女爱的场景。浮世绘因为价钱便宜，普通江户老百姓买得起，因此极为流行、广受欢迎。

日本在江户时代的都市中，“游廓”“花街”比比皆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红色区，花街里有卖艺又卖身的“游女”，也就是出卖身体的妇女。江户、京都和大阪这三大日本都市的花街，分别叫做吉原、岛原和新町，声势浩大，冠绝全日本。世之介就曾经出入这几个地方的花街，花天酒地。

花街必须征求德川幕府同意才才可以开门营业，游女也必须进行注册。德川幕府明知道根本无法禁止，放任不管也不是办法，为了加强管理，只好进行管控。

四方被包围的“城郭”

在江户日本的城市中，花街就是一块独立王国。比如说江户，吉原花街被一条9米宽的人工河流包围，只有一扇门进出。京都的岛原花街比江户花街多一个出入口，而且都有专人看门，只有大阪的新町较为松散。

四方被高墙包围的的吉原只有唯一一个出口就是大门

想当然，花街中最吸睛的还是游女。游女分为不同的级别，最高级的叫做“太夫”，单价高，“太夫”甚至可以自己挑选客人，不满意的她可以拒绝；其次的游女，江户叫做“格子”，京都和大阪则叫她们为“天神”，剩下的游女称呼五花八门，单价也是高低不一。

太夫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花魁”，她们招摇过市的时候，被为“花魁道中”，日本有部电影就叫《花宵道中》。

吉原花魁

想要成为“太夫”的游女，不但必须外型姣好，更必须才艺过人。太夫接待的大多是达官贵人，必须展现同样的教养，精通文学、音乐与艺术，才能满足客人品味。要成为太夫，必须接受精心培养，更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

吉原花魁

最高级的游女，还有可能外出赏花，或是参拜神明；下级游女则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花魁道中，高级游女从游女屋朝向引向茶屋。场面非常有特色。

此外，按照早期规定，游女一天接待两名客人，早晚各一名。但这样的限制后来逐渐走样，游女每天接客人数日益增加，直到她们不堪负荷。要是偷懒或表现不佳，还会遭到业者的叱喝、责骂，或是虐待。

在这种悲惨的情况下，难免出现游女逃跑的现象。但是，万一逃跑失败，游女只会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甚至被吊起来鞭打。有些游女承受不了，只能选择自杀，以求解脱。

吉原妓楼扇屋の図

为了保证游女的来源不绝，花街往往也与人口买卖挂勾，牵扯进绑架和拐骗的案子当中。有些尚未成年的少女，就这样被卖进了游廓，从此不得脱身。

横浜港崎廓岩亀楼異人遊興座敷之図

江户时代的人们将游廓业者称为“忘八”，意思是他们抛弃了“仁、义、礼、智、信、忠、孝、悌”等八种美德。一般人对他们的观感，可见一斑。

游女

叁

江户时代真的是大胆奔放的时代吗？

除了花街的黑暗面外，江户时代对于性的态度，也未必如一些人所想像的如此大胆奔放。

的确，井原西鹤的好色文学与浮世绘画家的春画作品，都在那个时代大受欢迎。不过同一时间，江户时代也有许多儒家的信徒，他们读着四书五经，鼓吹传统道德，要求女性贞洁孝顺，而且积极地在各地 传播思想，开班授课。

江户时代没有科举制度，但儒家思想的影响力还是很大。1722年（享保七年），担任将军的德川吉宗就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好色文学的出版，并要求加强对于民众的道德教化。

有位饱读儒家经典的医生贝原益轩，则出版了一本名为《女大学》的作品。这是本写给女性的生活教科书，书中提倡“丈夫是天”的观念，要妻子温顺服从，把对方父母看得比自己亲生父母更重要，把先生当成主人一样侍奉。书里也强调，年轻妻子不宜去歌舞伎表演，不宜去佛寺这样龙蛇杂处的地方，更绝对不能跟其他男性接触。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这些观念简直保守无比。但贝原益轩写出了男性读书人对于理想家庭的想像，写出他们对于完美女性的期望。《女大学》被多次改写，一再翻印，成为社会上十分普及的出版品。说明当时不少人对于贝原益轩的理想，还颇为赞同。

不过，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有些读书人于传统儒家经典，也出现不同的想法。

17世纪有位叫伊藤仁斋的学者，就特别重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除了书本上的道理外，用心体会每天的待人接物，同等重要。他也主张，儒家提倡的仁与爱，不能只是抽象概念，而是必须抱持着诚意，认真地实践。

另一位学者增穗残口，态度更为激进。他反对儒家思想中严防男女的观念，认为这实在太过虚伪、不切实际。为此他还写了一本《艶道通鉴》——这书名想必要让严肃的学者皱眉头——鼓吹男女平等、恋爱至上，肯定人世间的情感与欲望。相较于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他认为传统日本神道对于性的开放，更符合人性，更值得鼓励。

在这些说法的背书下，小老百姓的俗世生活，与读书人的世界交织在一起，产生了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