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印(以廉化人，回望汉代彭城大地上的廉吏背影)

“廉政”一词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其反义词为“腐败”。孟子认为:“（不义之财)可以无取，取伤廉”，阐明了对廉与贪的道德价值取向。

反腐与倡廉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者重在惩处，目的是告诉人们什么不可为；后者重在教育和防范，目的是告诉人们什么可为。

两千多年前，从家乡徐州起兵的汉高祖刘邦进入关中时，废除秦朝苛政，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安定了民心，也促进了队伍廉洁。

据《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汉代廉政建设从汉初就表现出鲜明的特点：一是廉政制度化，二是廉政经常化，三是表彰任用廉吏。后继者们通过不断的制度建设施行廉政，在知人、用人、反贪、奖廉上毫不懈怠。

从古至今，廉洁奉公都是为官从政者的基本要求，也是老百姓最看重的德行。以史为鉴，以廉化人，今天的专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汉代彭城廉吏的故事，三位徐州籍汉初贤臣、三位曾在徐州为官的非徐州籍廉吏。

萧何：废除苛法，萧何顺流更始

萧何，泗水郡沛人(今沛县)，曾任沛县“主吏掾”。刘邦为一介布衣时，萧何每以吏职之便救视之，及刘邦为泗水亭长，萧何一如既往地护佑，二人交谊颇深。

萧何素有方略，在郡吏的位置上政绩考核曾为全郡第一，有人欲推荐他入朝为官，萧何坚辞。陈胜吴广起义于大泽乡时，萧何与部下曹参策划拥戴刘邦起义，为刘邦日后创立大汉王朝走出了重要一步。

刘邦立为沛公后，萧何被任命为“丞”，监督庶事，作为沛公的第一助手，在刘邦集团中显示出重要的地位。

萧何熟悉秦朝的法令制度，入关后向刘邦建议与民众“约法三章”。刘邦率大军入秦都咸阳时，诸将都忙于分取府库中的珍宝财物，萧何独取秦国文献、档案、律令、图籍妥善保管，汉以此而得知天下各地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对建立西汉王朝有决定性作用。

萧何为丞相时，留守关中，转送粮草，并源源输送新兵吏卒。汉王数次全军溃散，皆依赖萧何的这两件至关重要的保障才得以转危为安。

垓下一战，项羽败亡，刘邦即皇帝位，国号为“汉”。萧何以开国第一功被封为酇侯。萧何根据秦律制定了汉律，废除秦法中不合理的部分，保留维持社会秩序的部分。从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法中的基本内容沿用于汉法之中。

萧何注重图书事业的建设，在未央宫主持建造了石渠阁、麒麟阁、天禄阁。石渠阁储藏入关所得秦朝书籍以及入咸阳以后所得的图籍、档案。麒麟阁贮存贤臣画像等典籍。天禄阁专藏各地所献秘本、珍本，聚集贤才硕学之士。此三处为汉代官府主要藏书楼，奠定了汉代国家藏书的基础。

班固评价萧何“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为一代之宗臣”。

曹参：萧规曹随，曹参与民休息

曹参，泗水郡沛人（今沛县），早年为沛县狱掾，即管理监狱的小吏。萧何为曹参上司。曹参与萧何、刘邦交好，陈胜吴广起义于大泽乡时，萧何与曹参拥戴刘邦起义。刘邦做沛公后，曹参以中涓的身份跟随他四处征战，打下两个诸侯国、一百余个县。

曹参担当的多是平定叛乱、开拓疆土的基础性工作，并在刘邦诸功臣中较早介入地方行政。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赐爵平阳侯。曹参任齐相期间，以无为治理齐国，齐国安定，人称贤相。

萧何临终前，向惠帝推荐了曹参。接替萧何为相后，曹参一切皆遵萧何之法而无所变更，并且从各郡和诸侯国中挑选一些质朴而不善文辞的厚道人，任命为丞相的属官，对官吏中那些苛求细微末节、一味追求声誉的人，则斥退撵走。

曹参施行清净无为的治理措施，百姓因而安宁不乱。民间有歌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萧规曹随”成为佳话。

对曹参奉行的不扰民之治，惠帝误以为他不理政。曹参得知后，在朝上免冠谢罪说: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衣拱手，无须烦劳，参等安分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始知曹参垂拱治国，看似无为，其实是防止下级官吏层层加码，危害百姓。

曹参做相国前后三年，死后被谥为懿侯。司马迁评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陆贾：礼法结合，陆贾智谏君王

陆贾，汉初楚国人（今徐州），楚汉相争时以幕僚的身份追随刘邦，因能言善辩常出使游说各路诸侯，深得刘邦赏识。

汉得天下后，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称引《诗经》《尚书》等儒家典籍，刘邦讨厌儒生，认为马上打得天下，要诗书何用？陆贾反驳“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陆贾援引商周和秦朝的兴亡为例，向刘邦说明施行仁义的重要性。刘邦听后面有惭色，便命陆贾著论秦亡汉兴、天下得失之道，以资借鉴。陆贾遂著文十二篇，是为《新语》。

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他针对汉初特定的时代和政治需要，以儒家为本、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为西汉前期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本模式。

陆贾认为，秦朝灭亡是因为不施仁义、专任刑罚、骄奢靡丽以及重用赵高等奸佞之臣所致，汉家王朝必须反秦道而行之，因此定下了带有儒学色彩的三大施政原则：行仁义而轻刑罚、闭利门而尚德义、锄佞臣而求贤圣。

陆贾认为秦“法治”太过，主张“文武并用，德刑相济”，减废秦法，减免赋税徭役，让利于民，与民休息，不扰民，不加赋。

在封建社会中，君主是最高权威，可以统治万民，没有人能制约君主。陆贾智谏君王，从天人相分的角度要求君主握道而治，依德而行，使其因天变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 ，起到了规劝和限制人君胡作非为的作用。

唐代史学家、彭城人刘知几评价陆贾的贡献：“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

何武：执法不苟，何武善举贤良

何武，西汉蜀郡郫县(今四川郫县北)人。何武少年时受到汉宣帝召见与赏赐，此后在京城受博士业，治《易》学。何武在扬州刺史、兖州刺使等任上，执法不苟，民皆称颂，后因用人之事降职为楚郡内史，与徐州有了一段渊源。

楚郡治在彭城(今徐州)，何武到彭城后先去学宫见诸生，与文人交朋友，后入传舍（旅馆），详问彭城垦田顷亩、五谷美恶，做到对民政民生心中有数。

何武喜欢引荐士人，劝勉、赞许别人的长处。何武认识了彭城的文化名人龚胜与龚舍，因为道德文章俱佳，这两个人被时人尊称为“楚两龚”。何武身为一郡民政长官，礼贤下士，与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何武入朝任御史大夫、大司空，便举荐龚胜于朝。

何武荐龚胜后，龚胜又荐龚舍。王莽篡政后，龚胜辞官回乡，王莽再予征召，龚胜以死相抗，以忠汉室。

楚郡内史任后，何武还担任过沛郡太守。汉朝沛郡治在相(今安徽淮北市西北)，所辖县包括丰县、沛县、萧县等地，仍属徐州境内。在沛郡，他又礼遇沛郡的文化精英唐林、唐尊，后来二人也都受荐入朝为官。

何武憎恨拉帮结派，提拔官吏前，首先制定法令条例以防止私相嘱托。

何武在徐州任职时先后发现并荐举了以上四位人才都留名后世。他在所任官职上虽然没有赫赫名声，但他的进贤之举受到人们的赞誉。

袁安：不畏权贵，袁安清正廉明

袁安，东汉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袁安自幼习经，为人少年老成，州人皆敬。袁安初为县功曹，后举孝廉，因为清正廉明，吏人敬而爱之。

袁安担任县里的功曹时，有一次带着檄文到州从事那里办公。从事托袁安捎封信给县令，袁安说:“如果是公事，自有邮驿传送，如果是私事，就不应找我。”辞谢不肯接信，从事便没再坚持。

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楚王刘英谋逆。刘英是汉明帝的同父异母弟，自明帝为太子时，二人就很亲近。刘英所谓“谋逆”，其实就是造作符瑞图书而已。案发后，明帝不忍加诛，仅废其王号，迁于江南丹阳。第二年，刘英在丹阳自杀，这时朝廷才复审刘英逆案。因为案情复杂，袁安被推荐出任楚郡（彭城）太守，审查此案。

袁安到达彭城时，刘英一案的审理正在进行中。此前揭发楚王刘英的燕广已被封为“折奸侯”。这种鼓励造成的后果是人人热于揭发，一时间，凡是刘英供词涉及到的人，都被抓捕归案，上自京师，下至彭城，旁及诸州郡，被杀或被判流徙之罪者，多以千数，而监狱之中，还关押着数千人之多。明帝震怒，刑官追通，不少人屈打成招，自诬而死。

到达彭城后，袁安来不及进郡府，即命人带他巡视监狱。见狱满为患，袁安大惊。袁安认为，既然连诸侯王刘英的“谋逆”之罪都得到了宽大处理，那么就不应该如此诛连无辜。他升座理狱后，明确申明:凡是没有犯罪证据的，一律登记造册，上报朝廷，开狱放人。明帝见奏报后心有所动，遂批准呈报，一次性无罪释放了四百多户拘押者。

袁安甘冒个人风险，为民请命，救助无辜，既出于个人胆略，又出于清醒判断。一个人救了四百家，安定了一个郡，可谓功德无量。

苏璋：不徇私情，苏璋秉公惩贪

苏璋，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成阳北)人，少时博学，汉安帝时举贤良方正，苏璋数次上书言朝政得失，其言甚直，出为楚国武原(治在今邳州市西北)令。

苏璋任武原县令时，正赶上年荒岁饥。他以苍生为念，为民开仓赈贫，使三千多户贫苦百姓获得救助，平安活命。武原百姓都赞苏璋爱民如子、清正廉明。

汉章帝即位后，苏璋因政绩显著升迁为冀州(在今河北柏乡北)刺史。苏璋到任后即对郡国属吏加以考察。

苏璋发现，清河太守，即自己的一位老朋友有贪赃枉法之事。苏璋心情沉重，刺史部的掾吏们也风闻太守与新刺吏有旧谊，因而大家都抱着静观的态度一言不发。

数日后，苏璋驱车三百里从冀州赶往清河，备置酒宴，邀请清河太守赴宴。故友相见，亲切异常，二人备言平生之好、思慕之情。杯酒交欢之际，太守竟忘乎所以，得意地对一旁的僚吏说，别人头上只有一个天，我独有两个天。意谓是自己有苏璋这个老朋友在上面护着，决不会因贪赃之罪受惩处。

苏璋见这位老朋友如此执迷不悟，站起身来说:“今日苏璋与故人痛饮，此乃我二人私谊旧恩;明日冀州刺史依事实审理罪案，此乃朝廷皇律公法，公私两途，岂能混一？”

第二天苏璋升堂，验明清河太守之罪，秉公办理，予以惩处。案子判下来后，全州人都知道新刺史是个秉公执法、不讲私情的好官，贪官污吏闻风畏肃，平民百姓额手称庆。　　　　　　　　　　　　　　　　　　

结语

汉代在官吏选拔上以“廉”为重要标准，在遵循秦朝制度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发展，从官吏入口上堵塞贪官污吏进入官场的路径。

刘邦初建政权不久，发布求贤令，诏令各级官吏访求招揽并登门聘请贤能之士，将他们的行、义、年等有关资料送报官府，量才录用，授予官职。此举扩大了西汉政权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从选官任人方面尽量做到官吏队伍的清廉。

选拔人才以廉作为重要标准，是对廉吏的最好表彰。在此政策下，汉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廉吏，为汉代官场注入了一股清流。《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皆有《循吏传》。“循”意为“上顺公法，下顺人情”，循吏也即廉吏，治民宽缓，安居乐业，教化一方，移风易俗。

推崇廉吏，对于培养官吏以廉为本、树立高尚节操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诸多资料中整理出的这六位廉吏，皆在彭城大地留过足迹，他们的存在，也为今日徐州崇廉尚廉之风增添了历史厚重。

本文参考：徐州市廉政文化丛书《徐州古代廉吏》、卜宪群《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李传印《汉代官员“先进事迹”表彰——历史学家视界下的中国古代反贪腐史》、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