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国际体系」尚会鹏：和平与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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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会鹏：和平与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化

作者：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使人发问：“现代国际体系走到尽头了吗？”本文通过分析现代国际体系的产生及演化特点，给出了答案。

01

国际层次出现的“基因”突变

17世纪中期产生于西欧的现代国际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原则的确立可视为国际层次出现的类似某种生物“基因”突变性质的最重要变化，其对限制战争的意义是：

第一，“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原则赋予战争合法性的新基础。判断战争是否正义的标准，不再是宗教性的、天赋君权抑或国内政治的，而是主权国家是否受侵犯。

第二，国家平等原则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关系模式和制约战争的机制。国家之上不再有任何政府机构及宗教或道德权威，国家仅以程序性规则相联结。程序性规则的优点是：它超越国家文化传统、个人性格，能够联结具有不同文化、政治、宗教信仰的国家行为体，为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提供了条件。国际秩序的维持也不再依赖宗教、道德、帝国权威及国家间等级关系，而是依赖“均势机制”：国家间力量和关系的组合。

第三，首次为战争订立规则。产生了一套消解战争残酷性的新规范，如禁止化学武器、禁用地雷、禁止杀害非武装人员、善待战俘、红十字会进入战场不得受攻击等，使战争成为现代战争。

第四，规定了缔约国可对破坏条约条款的国家实行集体制裁。这一规定的意义：它第一次在国际层次程序性地规定了国家行为的反馈回路，使国家行为亦像社会化过程中人的行为一样变得可检验、可评价、可奖罚，有助于形成一种评价和监督国家行为体的机制。

现代国际体系带有明显的西欧社会文明经验的烙印，“国家主权不可侵犯”这一“基因”是从“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转移而来。国家间的平等关系与个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模式，以规则制约国家行为的理念与个人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契约连带原理之间有着社会演化上的逻辑联系。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不能指望用道德或宗教手段改变人的本性之恶以及消除由此引起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只能通过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个人权利来减少。这一基本思路也延伸到国际层次。

在新体系下，以贸易为主要手段的财富游戏也卷入国际层次，世界体系由原来单一的政治（权力）结构演变为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结构。政治经济结构比单纯的权力结构具有更牢固的制度性基础。

02

战后国际体系是条约体系原理的重申与细化

二战后的国际体系是条约体系原理的重申与细化。

第一，“民族国家”的适用主体扩大。二战后“民族国家”概念扩延至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主权独立”原则不仅写入了《联合国宪章》，还是后来一些战争法案以及联合国关于“侵略战争”定义的主要依据。

第二，战后集体安全机制开始起作用。联合国宪章规定，在集体安全保障下，侵略者进攻集体安全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即被视为侵犯所有国家。这些条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第三，建立国际制度和组织以保障将条约体系的原则用于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和武装冲突。联合国的建立或许是人类在国际层次创造出来的最高组织成就。冷战结束后，它在保障人权、维护和平行动、减少局部战争和避免世界大战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第四，国际体系沿着 “以规则制约战争”方向的努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签署的与限制战争有关的国际公约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完备程度上都是空前的。《联合国宪章》是战后签署的人类最伟大的国际条约。

自二战结束至今的70余年间人类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是二战后国际体系在制约战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有力证明。

03

80年代后国际体系新阶段的特点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出现了一些更有利于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新特点。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流动使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置于一个“强联结”的互动系统，行为体“他助”和“互助”的可能性增大，降低了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由于政府和组织的功能可由提高了自组织性的系统所替代，因此世界结构在变得更加“无政府”的同时，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更小了。

第二，各国实质性互动的增加使国际的“社会性”进一步提高。国际体系已演化出包括联合国、国际经济机构、区域性组织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制定了密如蛛网的国际条约、规范和价值系统，使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行使受到较大限制。

第三，世界也像家庭、村落等社会组织那样出现了某种共同体化趋势。今日世界有两种意义上的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一种是西方发达工业大国的共同体，它构成今日国际体系结构的基础。该共同体共享一些价值理念并有制度基础。目前中国还不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另一种意义的共同体是：人类在面对诸如环境、核战、恐怖主义、毒品、网络犯罪等问题时出现了大体相似的模糊看法，产生了对超越国家政治制度、超越意识形态的更高目标的效忠和采取全球治理措施的需要。

新阶段的国际体系降低了大规模战争可能性的一个强证据是，冷战后的国际体系虽然是美国独霸的单极结构，世界却没有出现符合“均势”逻辑的抵抗美国霸权的结盟现象。原因是，由“强联结”和深度互动带来的世界共同体化倾向降低了国家单独行为的意义。美国事实上代表着以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为核心的共同体，结盟抗衡美国意味着抗衡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础。目前中美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概率极低，不排除只是一种近乎“协同演化”过程的可能性，即在中国“国际”严酷的竞争压力下通过艰苦选择，逐渐演变为一个适应新环境、为现代国际体系接纳的新个体。

04

现代国际体系演化的两面：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国际体系的演化史既支持理想主义也支持现实主义观点。一方面，人类不断创造出规则和理念来限制人性中的“恶”，这种努力从“社会”延伸到“国际”，创造了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法律，制定了无数制约战争的规则。另一方面，人类的确也存在现实主义强调的“性恶”方面。而且由于国际层次不存在“政府”之类的权威机构及共同的道德和价值规范，所以限制战争更为困难。国际体系演化这两方面的特点是因为与人类在国际层次的演化也遵循生物学规律：生物同种个体及种群之间除了竞争和排斥，还受共生、依存法则的支配。

目前这种以规则制约国家行为体、建立在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为特点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基础上的国际政治模式，是人类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的适应性选择。尽管现代国际体系本身还存在许多缺陷，但自身还有不断完善以适应变化的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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