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三百多位帝王中，乾隆皇帝虽然不能说名气最大，但绝对是最为“喜闻乐见”。民间传说、评书戏曲、小说相声乃至影视剧里，他的出镜率可算最高，当然近几年有被他父亲超越之势。之所以这么“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因他是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最长寿的皇帝。盛年即位，无外患，无内忧，大好江山，尽情挥洒，有不计其数的丰功伟绩、举不胜举的风流韵事、目不暇给的形象工程给后人留下谈资。

凡事总有两面，为一代代后人熟悉自然是乾隆帝的得意之处，但被戏说多了，难免会有并不符实的固定形象。人们总是看到他的“福气”，似乎这是一个坐在父祖肩膀上，一边享受和挥霍，一边建功立业，然后安然寿终于盛世结束前夜的“十全老人”，一个守成之君。

其实，乾隆帝的作为哪里算是守成之君，而是奔着“圣君”这个目标前进，有着“时间从我开始”的冲天豪气。且不说他孜孜于“十全武功”、《四库全书》是想强爷胜祖，他还建立新的思想体系，这可从他编纂《贰臣传》这本奇书说起。

奇书《贰臣传》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年底，乾隆皇帝下诏编纂《钦定国史贰臣表传》，也就是《贰臣传》。对于喜欢编书的乾隆而言，多编一部书原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但这是一本“奇书”，在当时便引起轰动。毕竟，在史书中绳以臣节，这是以往各代修纂国史所没有的，绝对是个创举。

贰臣，即所谓变节之臣，他们没有遵循“忠臣不事二主”的理念，改朝换代时投奔了新朝。这是朝代更替之际的普遍现象，虽然历朝历代都要强调忠君，但代替前朝的新朝总会大量吸收前朝旧臣，因为他们有经验和能力，而且还能够展现新朝的“人心归附”。所以，即使贰臣在民间士林会遭到非议，但哪个朝代的政府都不会公开而明确地将贰臣钉在耻辱柱上。毕竟他们是抛弃前朝投奔你的，你鞭笞他们，又要置自己于何地？

清朝在乾隆前的列位皇帝，对效忠于清朝的贰臣，都认为他们是“抒诚来归”，是“良可嘉悦”，要给予“一体优叙”的。入关之初，满清便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若能归附我朝，仍准录用。”对于肯于归附的明臣，评价一般都是：“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

乾隆帝没有考虑历史惯例，也不考虑祖宗的作为，开先河编了《贰臣传》。该书分甲乙两编，列贰臣123人，其中有文臣65人、武将58人。固然有钱谦益这种后悔投效之人，但洪承畴、李永芳、孔有德、吴六奇、冯铨这些为清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赫赫功勋的人都被列入。算是留一些面子的做法，只是将洪承畴、李永芳等人列入“甲编”，因为他们“虽不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钱谦益等人或者因为归命之后又心怀怨怼，或者因为毫无功业，或者因为做过两次贰臣（降过李自成），都被列入乙编。原本吴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王辅臣、薛所蕴等人也是在《贰臣传》中，后来又被择出，另列了一本《逆臣传》，因为他们“或先经从贼,复降本朝,或已经归顺，复行叛逆，此等形同狗彘，靦颜无耻之人，并不得谓之贰臣”，那是连贰臣都不如。

编纂《贰臣传》还是打了列祖列宗的脸，这对于一向强调自己敬天法祖、诚孝无双的乾隆帝来说，更是一奇。有这二奇，《贰臣传》怎能不是奇书？

不过，乾隆帝本人并不认为有什么可奇，而是顺理成章、至公至正。他的解释是“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之所以收容他们，是为了“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但现在是承平盛世，反思起来，这些归附的明臣“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悻生，靦颜降附”，这都是“大节有亏之人”。那么，将他们编入《贰臣传》，是为了彰显自己“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

正是有乾隆帝这一番夫子自道，当时的文人们便也以此为依据，大力阐释其积极意义。负责其事的三通馆馆臣便认为“国史创立《贰臣传》，出自睿裁，于旌别淑慝之中，寓扶植纲常之意，允昭褒贬之至公，实为古今之通义”。大才子纪晓岚更是在序言中称赞：“皇上于国史别编《贰臣》”，这是“义昭斧钺”、“以正彝伦”的功德。

既有乾隆帝立论，又有文人帮腔，后世之人也大多认可了这一说法。大家认为清朝到乾隆时政治稳定、统治巩固、满汉矛盾缓和，为了进一步弥合满汉、张扬忠君，乾隆帝这才编了《贰臣传》。

事实真是如此吗？

改变父祖的“意识形态”

若只认为乾隆帝编纂《贰臣传》是因为天下太平，可以激励忠君、弥合矛盾，是小看了乾隆帝，也误解了当时社会现实。编纂《贰臣传》并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皇帝一时突发奇想，而是一个系统工程的一部分。

《贰臣传》编纂前，乾隆帝已进行了一系列动作。刚一即位，他便将父亲雍正帝苦心编写的《大义觉迷录》禁毁。但毕竟初登大宝，虽然禁书，却没有更进一步的举措。而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后，已经完全成熟，摆弄朝政如掌上观纹的乾隆帝，蓄势已久，打出一套组合拳。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乾隆帝宣布对南明诸帝不得再加“伪”字。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他推出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承认南明弘光政权的正统地位，对于隆武、永历也都给了“究为明室宗支，与异姓僭号者不同，非伪托也”的定论。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让编印了《胜朝殉节诸臣录》，对明朝殉节诸臣尤其是抵抗清朝而殉节的诸臣进行了封谥。对于那些不知姓名而能慷慨轻生者，无法议谥并写进史书，就“令俎豆其乡，以昭轸慰”。

到《贰臣传》编纂完成，已经是组合拳的收招。这套组合拳所要攻击的，便是康熙帝所创建的思想体系。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是世祖顺治帝，但先是有摄政王多尔衮，顺治后来又在24岁去世，在位期间天下并未安定，南明的反抗还如火如荼，故还没有余力考虑政治思想体系。

康熙帝的意识形态，便是要在承认自己是外人的基础上，强调“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他首先确定，“明与我国，素非和好”，是平等的国与国关系。而明朝“援我仇雠，荡摇我边陲”，所以才有多年征战。至于后来一统天下，那是因为“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嬗，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这属于为大明臣民报君父之仇，和平接收正统，应天合人，绝非武力征服。

康熙帝贯彻始终这套说辞，他的儿子雍正帝也恪遵不移。受到曾静谋反案的刺激后，雍正帝更是亲自参与编写了《大义觉迷录》。仍坚持“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两国关系“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而当“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的时候，大清铁骑入关，“为民除残去虐”，此举是“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

正是在这样的说辞下，康雍两朝对于明末清初的历史问题是有决议的。一定要坚持明朝亡于崇祯，至于南明诸朝都是伪朝，“于不顺命者自当斥之曰伪,以一耳目而齐心志”。康熙间设馆修纂《明史》,徐乾学、王鸿绪等人提出仿照《宋史·瀛国公纪》附见宋帝罡、帝昺的做法，把南明福、唐、鲁、桂四王附入《崇祯皇帝纪》，以明其续接明朝正统，并定明季诸王年号。但都被康熙帝否决。

南明诸朝都是伪朝，那在其麾下与清军奋战的臣民们当然就是逆臣。凡叛明降清者都是顺天应人，凡忠于明室、抗清死难者则被视为“梗化”，罪在必诛。绝不会表彰明朝殉节之臣，而把投效清朝的明臣视为“贰臣”。

而到了乾隆帝这里，这个似乎应该万世不易的道理被颠覆了。他将明朝的灭亡定在了弘光朝，“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承认弘光朝承袭了明的正统，隆武、永历为明朝余续。他大力表彰殉节明臣，认为“胜国殉节之臣，各能忠于所事，不可令其湮没不彰”，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等等“皆无愧于疾风劲草”，甚至“均足称一代完人”。而那些叛明投清，为清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人都被列入《贰臣传》。

须知，康熙帝所建立的政治理念对于乾隆帝就是“祖宗成法”，直接改变父祖所坚持的思想，乾隆帝就算说是为了“君臣大义”，也是说不过去的。其实，乾隆时并非政治稳定、满汉矛盾缓和。

乾隆朝的满汉关系

对于清朝的满汉矛盾，史学界一般认为有一个产生、尖锐、缓和、减弱的发展过程。康雍乾三朝便是由缓和走向减弱的时代，尤其是乾隆一朝最为缓和。现实并非如此，乾隆一朝是满汉矛盾的激化时代。

清朝毕竟是民族征服的产物，满汉矛盾无法避免。尤其是顺治一朝和康熙前期，因为抵抗势力的存在以及三藩之乱爆发，矛盾极为尖锐。而面对矛盾，清朝诸帝都是采用恩威并施的方针。一面对坚决反对自己者进行严厉镇压，一面对归顺自己者施以恩惠。施恩最重要的手段，便是提倡“满汉一家”。

顺治帝宣称“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对“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进行改变，诏谕“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实现了满汉官员的权力平衡。而在地方，内地各省巡抚多为汉人，据学者统计、考证，顺治朝出任巡抚者125人，其中97人为汉军旗人，占78%，余22%为汉族籍。

康熙帝谕令：“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画一。”地方上的官员，汉官仍是主体。至于雍正朝，因为雍正帝的偏爱，朝堂上更是出现了汉官张廷玉和满官鄂尔泰的党争，满汉官员几乎势均力敌。

但在乾隆朝，不但中央“重满轻汉”的情形加重，地方上的满官也开始压制汉官。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帝敕令：“满汉进士，原属一体，嗣后满洲进士，亦著照依甲第名次，选用知县，俾其渐悉民瘼，学习外任之事。”这样，满官也可以担任知县以上的各级官位，打破了地方的府、州、县主要任用汉官的局面。

乾隆八年（1743年）二月，翰林杭世骏于考选御史所对《时务策》中对乾隆在用人方面的“内满外汉”提出了尖锐批评：“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结果，杭世骏因此被革职。

乾隆朝满汉官员的严重失衡，连藩属国朝鲜都感到吃惊。乾隆十四年（1749年），朝鲜使臣郑亨复、李彝章回国。朝鲜英祖问他们清朝民心如何？郑亨复等对曰：“康熙之时，兵权委之清人，吏治委之汉人，宥密之任，清、汉参半矣。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愁怨太甚矣。”英祖听后大为不解：“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

朝鲜君臣不明白乾隆帝“独何心”，是不了解清朝的社会环境。乾隆年间，随着承平日久，人口滋生，已经到了“国家提封百万，地不加曾，而户口日盛，中国土满人满”的程度。全国人口都在暴涨，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更是数量激增。“从前八旗至京之始以及今日，百有余年，祖孙相继，或六七辈”，人口是以几何数增长的，“顺治初年到京之一人，此时已成一旗，则生齿之繁衍可知”。

清朝制度，八旗子弟是不许经商务农，都要向国家领取禄米，可“生育繁衍，现在丁册，不下数十万。每丁以数口计之，是现有数百万也。待食于官，钱粮岂能尽给！则生计拮据，理势力所必至”。八旗生计出了问题，乾隆帝作为大家长自然要解决，扩大八旗仕进之途，改变满汉官员比例便是他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

这样一来，满汉臣工间由于政治利益上的不均衡而产生的矛盾凸显，汉族士人也因为仕进之路变得狭窄而滋生不满。同时，人口暴涨导致土地有限、社会上游民逐渐增多，“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游民的增多，使得各种民间宗教盛行，伴随着“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的环境，又有着满洲八旗不农不工不商却饱食终日的刺激，民间的满汉矛盾暗流汹涌。

满汉矛盾的激化，便是乾隆要改变父祖所确立意识形态的外因，而内因便是乾隆帝的“圣君”欲了。

“圣君”乾隆帝

精明强干的乾隆帝虽然喜欢粉饰太平，但深知自己的时代是盛中见衰，问题不少。他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首先是要笼络人心，进一步增强清廷凝聚力。表彰明末忠义之士、倡导忠君思想也确实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若只是这个目的，编《胜朝殉节诸臣录》便足矣，何必要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和《贰臣传》，将祖宗所定的诸多历史问题决议改变呢？

这便是乾隆帝想确立自己“圣君”地位、满汉矛盾一并解决。

康、雍、乾三帝中，尤以乾隆帝既为帝王复作圣人的心理期望最为强烈。尽管康、雍二帝也有作君作师的心理，但只有到了乾隆帝，他才真正把自己视为“十全老人”，实现治统与道统的合二而一，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既作帝王又作教主的千古圣君。

乾隆帝看来，康熙帝所认定的明亡于崇祯，清朝是为明朝剿灭流寇“报君父之仇”而得天下的论断就太不过瘾了。他之所以将明亡定在南明的弘光朝，因为弘光朝廷是被清兵南下消灭的，虽然有史可法、刘宗周这样的“完人”，却被清兵轻松灭亡，这岂不就证明了“明欲不亡得乎”？至于后面的隆武、永历等南明政权，他给予“明朝余续”地位，这些余续纵然有着那么多“舍生取义，各能忠于所事”的忠臣良将，依然阻挡不了清朝定鼎天下，这岂不是更证明了清朝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既然是历史必然，那些弃明投清的明臣，哪里还是“应天顺时，通达大义”之人，只是臣节有亏，投机趋势的小人罢了，自然要列入《贰臣传》。

饶宗颐先生曾说:“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康熙帝所定的意识形态，“如何始可以承统”是强调代明讨贼，而“如何方可谓之正”，是讲究大一统，“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乾隆帝则是将“如何始可以承统”，定为明朝必亡，大清攻而伐之，至于“如何方可谓之正”，则是文治武功，空前绝后。

不再强调代明讨贼，而强调攻而伐之，满人之于汉人就绝非“夷狄”，而是秉承着天意的“天选之子”。那么，“首崇满洲”便是天经地义，“满汉一家”就要满主汉附。至于“反清复明”之类的说法，那就是毫无理由了。

康熙帝强调的“大一统”，乾隆帝自然也要保留，但更要体现本朝的丰功伟绩。康熙帝时，对于西北的准噶尔汗国，虽然多次交战，但都是战略反击，并没有纳入版图的打算。而到乾隆帝时，他的“十全武功”中便有三次是针对准噶尔汗国及其余续，将其地彻底纳入版图内，理由是“我国家抚有众蒙古，讵准噶尔一部，终外王化，虽庸众有‘威之不知畏，惠之不知怀，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其然，岂其然哉？”这可是直接把祖父康熙帝列为“庸众”之列了。

“十全武功”是彰显自己所缔造的“大一统”，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乃至之后的《四库全书》，则是一面展现“一代文治”，一面完成自己帝王兼圣人的愿望。曾有学者进行过统计，乾隆帝的《清高宗实录》中，乾隆三十年后，“化民”、“教民”、“导民”、“孝治”等字眼大量出现。无论是向中央及各级地方官员强调教化方针，向翰林院、策试等场合阐扬圣教，还是每年例行的表彰孝、义、节、烈者，都是极为强势向民间渗透理念，教化万民的豪气力透纸背。

乾隆帝肆意抒发圣君豪情的同时，其内心深处却时刻保持小心翼翼。他虽然强调“首崇满洲”的天经地义，但深知这种论调无法真正收取汉人之心，因此对于打着“反清复明”旗号发动起义的案件，总是故意隐匿其本意。

例如著名的马朝柱反清案，乾隆帝便传谕各督抚，嗣后查获“逆词”，“止可抄录进呈，其原稿或应封固留对笔迹，非承审官员不当令见。结案时，即行销毁，并不当存留案牍”。至于六次下江南，以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便都是在恩威并施，收取江南士人之心。

只可惜，风光无限的乾隆帝给大清朝留下了深重隐患，他的盛世只是“往往思突过前人而适滋流弊”。至于改变意识形态，实际破坏了“满汉一家”的平衡。清朝入关268年，时间不可谓不长，满人汉化不可谓不彻底，但到了清末，满汉之间仍然隔阂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