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区域国别学的对象论：世界社会的视角（上）)

【摘要】区域国别研究从社会科学诸学科的交叉领域定位于具有国家学科分类管理体系内的一级学科地位的区域国别学，但是“区域国别学”从获致名分到学科建设取得被承认的实绩优先需要确立整合性的理论方法，而理论方法的整合性依赖于学科从业者迟早要达成共识的对象论。本文站在新文科建设的时代高度，提出把区域和国别都界定为社会范畴(不是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领域，而是包含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人际活动总体),由此解决“区域”与“国别”的字面张力；然后从区域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联展示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的主要构成，进而推导关于区域社会与世界社会的基本关系、以“社会”为对象的科学方法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约束下的学科目的，初步在逻辑上检验区域国别学的对象论与理论方法、目的论的一致性。

区域国别研究是新文科建设的一个高度受关注的领域，近年又成功进入国家学科分类管理的一级学科序列，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学人、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的众多机构都加入区域国别学的建设事业，所呈现的景象蔚为壮观，大量的课题立项、课程开设、成果发表、会议讨论、讲座发布、机构活动的网络信息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件盛事。区域国别学在国家学科体制中占据一级学科的位置，带给学人施展才华的新机会，也托付给我们即刻生效的一项学术责任。在学科体制趋向守成的阶段，新增一级学科何其困难!但是对于新兴学科，完成名实相符的学科建设其实更艰难，也充满不确定性。

“区域国别”在中文语感上显得生涩，在逻辑上也不顺畅，但是这已经是一个被接受的造词。生涩不畅的感知不是引起我们否定它的冲动，而是激发我们去琢磨其中可能的深意。我们不是要陷入咬文嚼字的游戏，而是要从此入手解决区域国别学的最基础的对象共识。如果区域和国别在语言常识层次被认为不是一样事物的话，区域国别学的对象论要在区域和国别之间做选择，做解释，除非我们能够说明二者是某种意义上的同一事物。

区域国别研究在学术上来自美国的显学“Area Studies”,但是中国学界没有采用此前已经常用的“地区研究”“区域研究”等译法，而是甘冒语言风险，另造了一个不免别扭的新词，显然是要坚持某种主见，要追求某种值得语言冒险的学术雄心。当前的人类处境显然不同于二战之后的冷战时代，中国的知识共同体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站位不同于美国的知识共同体当时的世界位置。我们的观察发现，中国知识界在这样一个技术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国际关系和对人类前景的认识都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当下，也开始自己的Area Studies, 但这不是简单加入一个既有的学术领域，而是要创立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一门具有新文科属性的综合学科。区域国别学被认知为时代之学、中国之学，也必然是世界社会之学。

一、新文科预期的区域国别学

新文科建设的倡导是面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的，但是区域国别学是在这个倡导中应运而生的，它要成为一种新文科，应该是别无选择的。区域国别学被安置在交叉学科门类而不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已列的哪个门类之下，这是“另眼相看”的结果，其中的用意已经预设它将不是归属在原有学科门类下成长，这意味着它应该成为一种新兴文科。

区域国别研究在学术上被认为具有久远的中西传统，《诗经》对地域特性的“国风”表达，《山海经》对异域的描写，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境外事件所涉及地域的记述，都被认为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有余响[1]。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都在加强非西方文明体的语言和文献、考古研究，东方学是此种学术的突出代表；也都在开展境外社会的调查研究，但大英帝国的学术成就最为卓著，其在成为全球存在的力量的过程中，发展了本土之外地域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在学术上打造了民族志方法的规范和经典文本。但是对域外文明的文献研究和社区调查研究要等到美国知识界提出“Area Studies”(地区研究)的综合概念并形成知识共同体认同才有了作为具有学科属性的专门领域的区域国别研究[2]。中国知识界承认这个学术传统，但是并不甘愿在这个传统和这个名号下兴办一个学科，而是在自己的历史脉络里和自己的现实考量和未来憧憬里提出了与美国的地区研究相区隔的概念。

中国当代对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专门研究、专题研究的布局落实在有组织的机构行为，出现了两个发展标志。第一个是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专门分工开展国际研究的八个研究所，如国别研究的美国所、日本所，区域研究的苏联东欧所、欧洲所、拉美所、西亚非洲所，第一次在全球范围确立了区域国别的研究布局。这是多年逐步累积的产物。1956年，直属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院成立，着重调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其成果载体是1959年创办的《国际问题研究》。1960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按地区国别设立研究组；1963年，中央外事小组向中央呈递《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开启了高校开设特定国家、地区研究机构的政策：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分出国际政治系，分别承担亚非地区、苏联和东欧地区、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地区的研究。到中国酝酿改革开放的197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国际片的八个研究所，高校恢复或成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院系和专业，《美国研究》《欧洲研究》之类的刊物问世，研究生层次的人才培养出来，中国特色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就大致形成了学科布局[3,4],[5]。

第二个是2011年底教育部正式启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这一专项持续下来，不断增加参与高校的数量，在布局上细化了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的分工，落实着把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多学科的交叉领域和专门学科来建设的规划1。区域和国别研究由国际政治之下的问题研究向多学科交叉的新文科转变：2013年教育部将“国别与区域研究”作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方向以来，有关建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独立学科的讨论吸引了整个知识界的兴趣；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决定新增“交叉学科”为第14个学科门类；2022年9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公布，终于确定将区域国别学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区域和国别的国际政治研究转变为多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的交叉领域，再升格为区域国别学的过程与新文科建设的倡导发生交集，使区域国别学被纳入新文科建设的思考与实践。目前教育部已在全国高校设立450余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备案中心，涉及近200所高校、11个一级学科，研究国别覆盖世界主要区域和中国特别重视的主要国家[6]。

“新文科”是在2018年夏季的全国教育大会期间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一起提出来的。起初是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新目标而出现的，而一旦成为培养人才的目标，就必然成为科学研究的目标，其实在学科建设上，研究与教学是同一个学科建设实践的两翼。新文科是中国的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适应时代遽变的一个方面，所以说“新文科是后工业时代基于知识高度综合化、信息化、数字化的一种文科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新形态，是文科知识规训的新模式、新手段”[7];新文科“是强调文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对新时代新形势的适应与对接”[8]。

新文科的概念很快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纳入，成为服务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建设内容。2020年11月3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的内涵予以界定，对新文科建设进行部署，宣示要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宣言对新文科的专业建设如此阐述：“紧扣国家软实力建设和文化繁荣发展新需求，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文科专业深入融合，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造升级，实现文科与理工农医的深度交叉融合，打造文科‘金专’,不断优化文科专业结构，引领带动文科专业建设整体水平提升”。新文科建设针对全部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学科，也要借助文理交叉；已有的学科要改造升级，有希望的新兴专业要积极发展，其中特别被鼓励的是交叉学科；着手着力在具体学科，但是总的目标是整体提升中国社会科学，以服务于新时代的人才培养和国家发展需要。

区域国别研究正是在新文科倡导与建设尝试的热潮中被确立为具有一级学科身份的区域国别学，显然，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应该体现新文科的要求和愿景。我们在18年前讨论中国人类学培养新型人才向境外拓展调查对象时提到发展“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9]。但是多年难有跨学科的共鸣，时机未到也。从新文科的预期来看，区域国别学具有独特的潜力，能够在多方面实践新文科倡议的理念，追求其目标。

区域国别学是新文科建设所偏好的新兴交叉学科，能够极大限度地利用已有学科的存量做增量。不同于常见的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如政治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区域国别学其实不是交叉而是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打造一门新学科。但是综合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各自从自己学科路径出发的交叉而形成的混合，例如有人做马来西亚的社区生活研究，有人做华侨研究，有人做马来西亚在东盟的角色研究，分别从人类学、历史学、国际政治学出发的研究只是交集在区域与国别的对象上；一个是多学科的学者基于对象、方法、目的的重叠共识发挥各自的优势对一个对象的不同方面开展研究，研究过程有交流、合作，研究成果有内在关联，呈现为一定程度的融合、整合。

区域国别学是适应新的需要而兴，这是新文科倡导的核心使命。时代的需要源自社会的巨大变革。新技术、新经济在新基础设施和法规制度的支持下促成了全球性的人口流动、物流和资金流动，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全面与世界联通的现实，中国的人、产品、资金、技术、符号分布在世界各地，中国境内在个人装饰、家居、公共空间等各个层次都容纳了不计其数的外来事物，我们由此看到一个中国充满世界性、世界充满中国性的社会——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现实。而这样一种社会是已有的中国社会科学以熟悉的理论和方法不足以有效展开经验研究的。这甚至是二战之后形成的美国地区研究范式及其所依据的视角、目的都已经显得落后的现实。我们今天必须从中国出发，站在人类世界的高度推进一门属于新文科的区域国别学来认识这个现实社会。区域国别学在构词上执意与已经惯用的“地区研究”相区别，在表面上是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际片的成例(区域与国别的并列并存),但在深层上是反映中国的知识自主性与新时代、新社会的新需要的结合。

中国学界已有不少宽泛意义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但是区域国别学还只是一门规划中的学科，现在也只是拥有了够多的专业机构，参与的学者大多也只是兼业。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大厦建设终归要以学科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由此凝聚知识共同体，如此发展下去，在形成学科认同、专业规范和教学体系之后才有名实相符的区域国别学。

二、以区域社会为对象的区域国别学

对于经验研究的学科，其基本理论首先是对象论。科学研究当然是特定对象的专业活动，但是作为学科，必须对对象的选择及相关活动的合理性有一套周全的即合逻辑的说法，由此基于共识的学科共同体才可能有首要的共识。对象论在确认对象的同时要解析对象的属性，并由此推导相应的方法、目的和其他理论认识。或者说，对象论需要论证选择对象的必要性、正当性，需要解答对象性质与适配的概念工具、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的内在关联。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寄望于其他学科的学人来参与、在参与中达成合作和认同的新兴学科，更急迫地需要把对象论放在优先的议程。大家来自不同学科，如果在一个名义下大家实际上研究的是不同对象或者基于对对象的不同认识，最多只有区域国别研究，而不会有区域国别学。

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对象的界定如果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对内涵的定性尚缺乏学术性的、逻辑性的推演，但是学界同道专门做过外延划分的讨论。我们在评介这些讨论之后，将从内涵对二者予以贯通。

区域国别研究对象的外延划分是回答对象包括什么，可以基于现象的分类描述来回答。其中，王缉思在2018年北大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时候做的主旨发言受到重视，成为后续讨论的依据。他说，区域国别研究是多学科的，因为区域国别对象包括多个基本方面，如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诸多方面，就需要多学科来参与，达成学科融合，然后才构成实用的学术工具。与此相应，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要涉及四个维度：空间维度、历史维度、文化维度和社会维度。他申明他是借用的基辛格在2011年初在中国论述他对中国的理解时所采用的框架，包括地理、历史、文化、社会这四个维度[10]。王缉思的论述内含着权威性的期许：基辛格是国际和区域政治的权威学者，中国研究又是国际知识界的地区研究的一个持续繁荣的范例，所以把基辛格的中国研究对对象外延的划分框架(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等四个维度的结构)作为普适性的工具来使用是值得期待的。这个框架在杨成2022年的文章里被引用，同时他在文章里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支撑学科进行了辨析，指出支撑学科是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11]。杨成在论证中把逻辑演绎推进了一步，三个支撑学科的筛选依据是时间、空间、人间所构成的对象成为一体的哲学。对象界定的学术工作从现象描述的分类到具有逻辑整合的分类，本身就约定了走向内涵定义的逻辑轨道。

对象概念外延的逻辑划分，不管是四个还是三个，不管是从构成方面来表述(对应的是学科)还是从介入学科来表述(对应的是构成方面),都有一个需要优先解答的问题：我们这里既说“区域”(综合性概念，并非只是政治概念),又说“国别”(“国”鲜明指向政治共同体),它们两个不同指称在语言上肯定是不同的事物，那么，对并列的不同事物用同一个概念划分的方法，我们是否会敏锐感知抹不平的逻辑缺口?如果我们这么做，是否已经假设，它们是同一个事物，所以用同一个概念划分；或者，它们虽然是不同的事物，但是可以用同一个概念划分来处理，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两个概念的同质性。这两种预设都向我们提出了同一个逻辑工作，就是继续思考，确立区域与国别的同质性。这样设问和认准回答路径之后，我们再把问题往前推，我们把区域国别研究对象的外延构成划分为四个或三个维度的时候，配以对象概念的定性就好了。此前的论述虽然在逻辑方法上没有贯彻到底，留下一个省略或者一个简便处理的缺口，但是毕竟提供了有益的初步工作。

“区域”和“国别”是不同的概念指称，也是不同的存在实体，但是二者都是同类的社会范畴，区域国别学是对作为大型社会的区域和国别的研究。我们的思考方式分两步：第一，先放下“国别”,只考虑“区域”;第二，不是把“区域”看作区域，而是看作区域社会，以便让放下的“国别”可以重新回来并被包含其中。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国别跟区域的关系进行逻辑处理。在选择把区域作为社会范畴之后，再把国别视为区域社会的一个类型，这样的话，区域国别学的对象就表述为一致的区域社会。

尝试对中国自身特色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予以命名，中国学界煞费苦心。曾经被较多使用的有：地区研究、区域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区域与国别研究(北京大学的机构用词)、国际和地区研究(清华大学的机构用词)、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区域学(张蕴岭)[12]。这些构词及其讨论都集中在国与区域两个经验对象上，一些学理讨论则集中在二者的重要性的顺序和逻辑关系上[13,14],[15],或突出国，或突出区域，但是都限于把国当作国本身，区域当作区域本身，并不介意区域与国别在概念上的紧张关系。

区域加国别的组合产生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对区域的研究与对国家的研究是很不同的。“国”是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一定又是历史文化的共同体。所以对国家的研究主要是政治学主导的研究，以此连带政治史、地理、人口学、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法学的研究。这已经是现有学科设置与学科分工的现实，也就没有另立一门学科来介入的必要。以这种国家之学的观念来看区域，区域是多个国家的结合体，区域研究也就是一种国际政治为主导的研究。显然，区域国别研究当然不能设计来做这种研究，因为这是已经有的学术现状，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再设计一个新的领域、新的对象、新的学科呢?

“国”出现在“区域国别研究”里，实际上只是作为区域的一个类型，并且当它作为区域的一个类型的时候，它并不是要导向政治学的“国”。这里的国别是区域的一种类型，只是这种区域正好对应一个国的范围而已。这个“国”实际上指的一个国家的名称跟区域的名称正好相对应。我们把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进行研究，与我们把国家作为区域社会的一个类型进行研究，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两种不同的学术实践。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学界锲而不舍地要把国与区域并列，其理念是坚持兼顾中国的机构分工和学术分工的现实，这样的概念建构使我们既得到现有机构的支撑，也难免受原来的路径所局限，并在认识上受到困扰。我们也许可以说，兼顾研究机构分工的现实当然有其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能止步于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学理阐述，建构名实不同的事物的内在逻辑一致性，让必要性得到合理性的支撑。

如此分析起来，区域和国别可以不看作并列关系。区域研究包括作为区域的一种类型的国别研究。这是把它们看作父子关系。在自然语言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表达法，为了强调总概念下的一个特定类别的概念，人们会把它提升到跟大概念并列的位置。这是经常遇到的逻辑方法。但是我们在学理上要把这个问题澄清，即我们要明确在逻辑上的正主是哪个。区域国别学真正的对象正主是区域，并且是作为社会范畴的区域。

区域研究是把区域视为一种社会实体的研究。这些年在区域国别研究里发挥作用的不同学科的学者对社会这个概念的理解习惯于与政治、经济等并列。在这种认知里，一个社会实体，如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是由不同领域构成，如经济、政治、社会；我们审视这个实体，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如经济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维度。但是区域社会的“社会”不是指区域的诸领域之一，而是指区域的总体，因为我们把区域视为一种社会实体。社会作为总体性的经验实体在理论上是来自涂尔干的奠基性研究，正如他通过图腾舞的现场所发现的，个人层次的人际连接和整体层次的集体意识是一种基于个体又超出个体的存在事实[16],加上共享的时间和空间以及存续于其间的建筑、工具和其他人造物、地理环境和生态等等经验事实，加上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实存及其运作，这都参与构成了“社会”这个总体性事实[17]。

社会既被用作无所不包的总体性事实，也被用作人际结合与交流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日常生活是人与人的互动；政治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特殊类型，即权利关系及其制度安排；经济关系是另一个类型，是人与人的物质利益交换关系；我们还有语言、信息、感情等各种各样的交换关系。这些不同的维度实际上都指向人跟人的社会关系，而社会是所有这些关系的总和。我们所指的区域社会，是作为总体性事实的区域社会，或者在以人为中心的意义上，是作为人际关系的总和的区域社会。当然，我们仍然在必要时使用特指各个领域之一的社会领域概念。

（未完待续）

（作者：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非遗中心教授、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注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来源：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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