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约58—约147），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曾任汝南郡功曹，后举孝廉，任洨长与太尉南阁祭酒。据清代学者推断，许慎大约生于明帝永平初年，卒于桓帝建和初年，即公元1世纪至2世纪之间，享年八十以上。

许慎曾从贾逵习古文经，贾逵为当时的经学大师。许慎博极群经，时人称之为“五经无双许叔重”。两汉经学自西汉武帝以来即有今、古文家派之争。今文家解经往往穿凿附会，许慎不以为然，便搜罗小篆与古、籀文，依部首为序，编成《说文解字》，一方面分析字体结构，一方面用以解释经传群书。《说文解字》不但保存了许多古文字及其音义，而且体例谨严，成为后世字书的典范。

许慎像

背景

《说文解字》大约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到安帝建光元年（121），许慎病中，才派遣他的儿子许冲献书给皇帝。《说文解字》的重要不仅在于保存古文字资料，更重要的是它那谨严的条例。

许慎根据文字的构造及其与音、义的关系，归纳成“六书”来分析篆文，把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依照偏旁分为五百四十部，即以五百四十个形旁作为部首，同一形旁的字都归于同部首之下，部首与部首之间则依其小篆形体相似的程度来加以排列，全书“始一终亥”，即部首由“一”开始，据形系联，至“亥”而止。

《说文解字》部首的“始一终亥”，是有理论基础的。原来汉代儒家沾染阴阳五行的色彩，主张万物生于“一”而终于“亥”，许慎撰著此书以解释儒家经典为目的，所以采用这个说法来排列部首。这么说来，整个《说文解字》所呈现的就不仅是文字，而且包括汉人对宇宙万物的整体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说文解字》不单是一部字书，实际上也是一本隐然自成体系的汉代哲学思想论著。

影响

汉字的起源究在何时？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根据目前考古发掘所得资料看来，大致距离今天已有六千年之久。六千年不是短时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文字的演变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若不是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我们恐怕无法像今天这样辨认古文字与通读古书了。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能够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的金石铭刻；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能够认识殷周甲骨文与金文。换句话说，《说文解字》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

《说文解字》对后世的影响一直没有消失，今天我们对于文字的分类与理解仍然依据许慎的部首方法及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六书”，这实际上是战国以来所流行的分析文字的理论。不过许慎是个集大成者，理论说得比较周延，叙述也比较有系统，更重要的是，他真正将这套理论普遍地用来分析、解释文字。

总之，《说文解字》保存了先秦古文字的形体与解释，提供给我们先秦时期的词汇，创造了部首偏旁的条例。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贵的资产，具有恒久的价值，值得我们加以继承并发扬。

白话文

古代伏羲氏统治天下时，仰观俯察，由近及远，创作八卦以为法度。后来神农氏用结绳记事来处理日常事务。由于人事日趋繁杂，巧饰虚伪逐渐产生，黄帝史官仓颉受到鸟爪、兽蹄各类不同踏痕的启示而创造了文字。文字产生，使百官办理事务更为周备，人群分际也更加明确。这是取象于易经的夬卦，所谓“（文字）使朝廷宣扬教化”，“使君子能据以拔举官吏，并分辨明德和禁令”。

仓颉依物类象形创作文字，所造的基本字称为文。之后又以声音相附益，字形和字音互相配合造成的合体字称为字，字可以孳生繁衍，故日渐增多。写在竹木简帛上的字称为书。文字形体历经五帝三王，年代久远，改变颇大，文字因时而异。古代封泰山的刻石文字有七十二家，字体也多不相同。

《周礼》记载着：古代小孩八岁入小学，保氏先教他们认识六种造字法则——六书。六书是：一、指事：初看之下就知道所指之形，仔细体会即能明了造字的道理，例如上、下两字，是属于这一类。二、象形：照着物象的形体画成实物，随形体曲折回绕，以求惟妙惟肖，例如日、月两字。三、形声：一方面以意象或物象为本，并取文字的声符为辅，两者配合而成为新字，例如江、河两字。四、会意：比列已有的文字，会合其含义，以表现出一个新的观念，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会合止、戈及人、言成武、信两字。五、转注：同类字出于同一个本源，即利用相同声符来表达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一些字，如考字和老字。六、假借：已有语言却无文字的事物，可以借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寄托意义，例如令、长两字。

周宣王时太史籀用大篆写成《史籀》十五篇，字体和古文有些差异。之后孔子整理六经，左丘明著作《春秋传》，所用字体也都是古文，虽与大篆有别，但其体制、意旨，仍可以推溯源流而有所理悟。

春秋以后，诸侯各自为政，不遵奉周天子统制。战国七雄擅改制度，于是耕地的规划各异，各国车轨广狭有别，法律条文、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等都互不相同。秦始皇统一天下，丞相李斯于是上奏，主张统一文字，废除了各种不合于秦文字的字体。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所用的字体都是取自《史籀》大篆，但稍加省改，就成了所谓的小篆。

这时，秦焚烧经书，废除旧典，又大征民役，建宫殿、筑长城。官吏、刑狱工作极为繁忙，于是有趋于简易的隶书产生，而古文也就因此绝灭了。自此时，秦书体共有八种：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虫书，五、摹印，六、署书，七、殳书，八、隶书。

汉代解散隶体，又有草书体。汉代廷尉规定：学童十七岁以上参加考试，凡能诵读九千字，才能任命为官吏，并且要以八种字体来测验，通过以后，县移送郡，郡移送太史，太史再加以测试，成绩最好的，可任命为尚书史，至于书体不合正体，则提举纠劾并予定罪。现在，尉律虽存，但已不再课试了，文字之学不被重视，已经有一段长久的时间了。

孝宣皇帝时代，征召能通读《仓颉篇》的学者，派张敞前去研习。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以及讲学大夫秦近，也能通晓古文字。孝平皇帝时，征召爰礼等百余人，在未央宫廷中论说文字问题，又任命爰礼担任小学元士之职。黄门侍郎扬雄，采辑学者们讨论的结果，编撰了《训纂篇》。自《仓颉篇》以下十四篇，共有五千三百四十字，凡各类书籍所有的字，大体上都收辑完备。

王莽居摄时，命大司空甄丰校文书，并改定一些古文。当时有六种书体：一、古文，是孔壁所出古书的字体。二、奇字，是一种和古文不同的古字。三、篆书，即小篆。四、左书，即秦隶书，是秦始皇时下杜人程邈所作的书体。五、缪篆，是摹刻印章专用的字体。六、鸟虫书，是用来书写在幡帜棨信上的字体。

壁中书是鲁恭王拆除孔子宅第时所得到的《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书。又，北平侯张苍曾献上《春秋左氏传》。而各地也往往在山川间出土古代鼎彝器物，器铭所用正是前代的古文字，与壁中书古文十分相似。虽不可能再见到古昔文字面貌，而其间演变概略是可以推想得知的。

世人未必真正了解文字源流，却对壁中古文大肆非议、毁谤。又有些好古人士，更随意虚造些来源不明的书，来和当时盛行的隶书相淆乱，用以夸耀斗奇。诸经生也竞相巧说字义，或据以推演经义，并认为文字是父子代代相传而下的，不可更改变易，因此错误地凭着隶书字体，妄作“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等望文生义的谬说。甚至廷尉解释法律条文时，也用隶书字形来穿凿附会，说“苛人受钱”指钩取钱财（案：应是“诃人受钱”，即法官受贿），像这种情形很多，都是不合于古文，也和籀文相违背的。俗儒鄙夫往往拘于陋习，又蔽塞而不通达事理，既未曾听闻通人学说，也未曾见六书体例法则，盲从俗说而以古文为荒诞怪异，自以为所知晓的是奥秘精妙，自以为能穷达圣人深远意旨。见到《仓颉篇》中有“幼子承诏”一语，就认为是古代帝王时神仙妙言，而执迷不悟。这种行为，岂不是很荒谬吗？

《尚书》记载着“我要观察古人制度，取象古人法度”。这是说一切必遵循古代法度，而不敢凭空附会。孔子说：“我还来得及见到古代史官有疑则阙的谨慎态度，现在却见不到这种情形了啊！”孔子是感叹时人不知又不肯问的心理。人凭私意行事，是非毫无标准，巧说和各种不正言论纷起，使天下学者迷惑不已。

文字是六艺的根本，是王政推行的工具，前人可利用文字将典型留传后世，后人也能通过文字记载来了解古代法度。也就是说“根本建立之后，则能由此而通往至道”，这是至高无上的道理，不可随意错乱。现在，先叙列文，再将古文、籀文附录于后。文字说解部分，广泛采取鸿儒通人的说法，所作诠释无论大处或小处，都是有根据的。凡此种种都以文字体例来董理、分析，厘清俗儒的错误，使学者能确实知晓文字神妙意旨。文字依部首分列而不杂乱。举凡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收辑在内，对文字形音义都作明白的说解。所采用的孟氏《易》、孔氏《书》、毛氏《诗》《周礼》《春秋左氏传》和《论语》《孝经》等书，都是古文家的本子。对于所不知的字形或音义，则从阙而不作妄解。

文言文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緐，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说文解字》书影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伪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也。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左书，即秦隶书。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执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