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郑建华、黎毓馨：千年前“奢侈品”顶流秘色瓷如何圈粉世界？

中新社杭州2月14日电 题：千年前“奢侈品”顶流秘色瓷如何圈粉世界？

——专访浙江省考古学会理事长郑建华、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主任黎毓馨

作者 严格 林波 曹丹

秘色瓷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中的瑰宝之一，尤其以唐代晚期至五代时期浙江地区生产的青瓷最为著名。其特点是色泽青绿、釉面光洁细腻，代表了当时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

秘色瓷被国际上称为最“神秘”的中国瓷器，最早只有王室成员才有权享用，“秘色”究竟意味着什么？秘色瓷是如何被烧制发现的？其如何通过“陶瓷之路”传往世界各地，并成为对外交流的文化符号？2024年10月，浙江吴越文化博物馆开馆，并展出大量珍贵秘色瓷。浙江省考古学会理事长郑建华、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主任黎毓馨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进行解读。

2024年10月，浙江吴越文化博物馆展出的“秘色瓷花瓣口海棠杯”。　林波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秘色瓷”？“秘色”究竟意味着什么？

郑建华：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中写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目前可以看到最早的有关秘色瓷的文献记载。

秘色瓷是晚唐五代越窑的巅峰之作。但关于秘色瓷，曾经众说纷纭，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开启，才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争议。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与同出唐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衣物账碑记载对应，证实了秘色瓷的真实存在，解开了秘色瓷的种种谜团，同时有力说明了“秘色瓷”迟至晚唐时开始烧造。

究竟什么样的越窑青瓷是秘色瓷，至今尚无统一说法。我认为，吴越国时期，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越窑青瓷，就可称之为秘色瓷：吴越“小朝廷”自用或用于供奉，也就是“臣庶不得用之”；成瓷质量高，形美釉佳；一般由官窑烧制。

概括来说，在这个时期，从生产环节看，秘色瓷一般就是用瓷质匣钵装盛、在微生烧条件下烧成的越窑青瓷精品。

尽管秘色瓷的烧制，在生产环节存在着追求釉润、色美的取向，但龙窑的烧成气氛和温度控制非常复杂，即使在最好的窑位，采用瓷质匣钵刷釉密封的烧成工艺，也未必能烧出理想的“秘色瓷”。

秘色与非秘色，实在难有泾渭分明的清晰界线。譬如杭州临安钱镠墓的蟠龙罂，器身和器盖分别采用不同的装烧方式，二者成瓷质量的反差之大，就是典型例证。

或许，在那时人们眼中，秘色瓷的界定没有那么严格。今天，在判断哪些越窑青瓷是秘色瓷时，其实不必对成瓷质量，特别是对釉面呈色苛求。

2024年10月，浙江吴越文化博物馆展出的“秘色瓷皮囊壶”。　林波 摄　　中新社记者：秘色瓷是如何被烧制发现的？

黎毓馨：尽管法门寺揭示了秘色瓷的身份，但关于其烧造工艺及产地等问题，人们仍知之甚少。但随着慈溪上林湖越窑窑址的发掘，这些谜团逐渐得以解开。

关于秘色瓷的产地，早期是在慈溪上林湖，后期扩展到上虞曹娥江流域。上林湖的越窑青瓷在中国古代青瓷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秘色瓷的主要产地之一。

2015年至2017年，考古工作者对上林湖窑址区域进行了地面发掘和水下考察。在64号堆积，他们发现了一条不到20米的新窑炉。在这条窑炉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带“秘色”字样的瓷质匣钵，上面刻有六个字“罗湖师秘色椀”。

这件匣钵的发现，说明窑工本来就知道这一批入窑物品用于进贡，所以才会在装窑工具上刻上“秘色”，避免混淆。

秘色瓷相较于普通瓷器，堪称制瓷技艺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其胎质比普通青瓷更为细腻洁白，犹如糯米般温润，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精致与高雅。

秘色瓷在晚唐时期开始作为贡品进贡给朝廷，并在吴越国时期得到广泛发展和应用。

吴越国的钱镠家族作为节度使，也向朝廷进奉青瓷，并获得定窑的白瓷作为回礼。这反映了当时南青北白的瓷器格局。

此外，秘色瓷的出土情况也揭示了其与皇家和高级僧侣的密切联系。在法门寺、辽代墓葬等高级别遗址中，都发现了秘色瓷的存在，证明了其珍贵地位。

中新社记者：2024年10月，吴越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展出150件一级文物，吴越王室家族墓出土的越窑秘色瓷更可谓精美绝伦。这些出土秘色瓷有怎样的价值？

郑建华：越窑青瓷是吴越时期显贵墓中常见的随葬品，迄今所见，以钱镠墓出土的数量最多，质量最为精美，器形也最为丰富，有碗、盏、盘、碟、盆、钵、杯、盏托、水盂、唾壶、执壶、皮囊壶、罐、瓶、盒、委角套盒、熏炉、砚台、枕、罂等，几乎件件堪称秘色瓷。

钱镠墓的越窑青瓷，总体上延续了晚唐到吴越国前期的风格，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有些器形罕见，甚至前所未见。其出土的秘色瓷在装饰、装烧工艺、罕见器形、风格过渡性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在造型和装饰上，钱镠墓出土的带盖罂，肩腹部以细线在釉下划盘龙。这种胎体划花的装饰手法，在越窑青瓷上流行于吴越国后期到北宋早期。此前虽零星有见，但往往划线浅，线条给人以漂浮感。但钱镠墓盖罂的划花盘龙，犹龙行云中，构图雄浑，划线入胎，线条苍劲有力。

钱氏家族墓随葬的瓷器，金银釦装饰比较流行。这种装饰通常与秘色瓷联系在一起，使用者往往身份高贵，堪称青瓷中的“奢侈品”顶流。

从吴越王室家族墓出土的秘色瓷中，也可看到文化交融交织的魅力。以展出的秘色瓷皮囊壶为例，这种源自北方的皮囊壶造型，是吴越国与辽国等游牧文化区域间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充分展示了双方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也被戏称为吴越国与辽国的“联名款周边”。

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考古工作人员在辽墓中也发现了许多吴越国的越窑青瓷。

中新社记者：秘色瓷如何通过海上“陶瓷之路”传往世界各地，并成为对外交流的文化符号？

黎毓馨：秘色瓷不仅代表了当时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吴越国社会的多方面信息，以秘色瓷为代表的越窑青瓷，是吴越国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亦漂洋过海，成为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在世界广泛传播。

特别是自唐朝以来，作为深水良港又近邻慈溪、上虞等越窑产地的明州港(今宁波舟山港)，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担负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瓷器也从这里走向了海外。

尤其是彼时的日本与高丽等国，在秘色瓷的熏陶下，汲取其精髓，融合本土文化，孕育出独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艺术。

大量吴越时期的陶瓷器在朝鲜半岛的发现便是明证。在朝鲜半岛中南部的全罗北道镇安郡道通里窑址，出土了大量高丽早期的窑具，包括筒形匣钵、钵形匣钵、匣钵盖，并保存了清晰的瓷器装烧状态。窑址内出土的青瓷产品包括大口碗、花口盘、小口瓶、盏托等具有高丽早期(吴越至北宋)风格的器物。

随着时间推移，吴越青瓷的生产技术如同春风化雨，悄然影响着朝鲜半岛，更催生了高丽青瓷的璀璨绽放。

在日本，青瓷被视为宫廷贵族梦寐以求的“唐物”，吴越国王曾多次遣使赴日，携带秘色瓷等珍宝，加深了双方的文化交流。

日本醍醐天皇四皇子重明亲王的日记《吏部王记》中，曾记载了一次宫中仪式使用秘色瓷的场景：“天历五年(公元951年)六月九日，御膳沉香折敷四枚，瓶用秘色”。这场以秘色瓷为器的宫中仪式，便是秘色瓷在日本宫廷尊贵地位的生动写照。

随着越窑青瓷在国际上受到各国热烈追捧，海外开始大量仿造越窑青瓷。朝鲜半岛大量生产高丽青瓷，甚至创造出“高丽秘色”，并反向销售至浙东地区。日本名古屋附近的猿投窑也生产出大批在造型、纹饰、釉色上均与越窑青瓷极为相似的陶制品。

九世纪以后，埃及工匠也开始仿制越窑青瓷，制造出自己的陶器。这些仿制品彰显了海外匠人对越窑青瓷的推崇，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也让秘色瓷成为千年前“奢侈品”圈的顶流。(完)